“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
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文章开头以《诗经·黍离篇》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
我者，谓我何求”作为引言。这两句诗，表达了东周大夫出行至旧都镐京，目睹宗庙宫室毁坏，尽为禾稼
，感伤不已，所产生的忧国之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
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他希望人们了解他，他说：“人往往
喜欢谈天，……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通观《多余的话》，瞿秋白是以关切党的事业，怀念同志战友的真挚感情，认真地总结了一生，严格
地解剖了自己，把自己血淋淋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也留给后人去品评
是非功过，“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可以说，《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
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
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
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透过这篇发自肺腑的自白，可以清楚地看到作
者灵魂中某些本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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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多余的话》最早刊于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第十二卷第六、七、八期（1935年8月、9月出
版，选载《历史的误会》、《文人》、《告别》三节）。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逸经》半月刊第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期，全文刊登此文。此后，日本、香港的几种报刊，亦有转载，均系铅字排印。
1954年以来，经反复查找，海内外迄今未发现该文手稿。因此，《多余的话》以及其他的“笔供”、“口
供”等，是否为瞿秋白所写，抑或出诸瞿秋白之口，历来有人怀疑。他们认为：即使《多余的话》是瞿秋
白写的，敌人也不会不予篡改。我认为，《多余的话》不论从总体上，还是从内容、文字、风格等方面加
以分析，它都不可能是敌人伪造，而只能是瞿秋白所写；因为敌人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平。至于是否篡改，
既可以说必有篡改，也可以说根本没有篡改。我们还是等待着未来的事实的揭示吧。
《多余的话》光辉之外，仅就其严格地解剖自己这一点来说，大体有两层意思。一是瞿秋白在《多余
的话》中对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以至文艺观的剖析中，都有极其精辟的见解。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正是
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很快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也承认“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
错着”。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他坚信共产主义，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说“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
。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
很安慰”。对于为了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完全赞同。他说：“马克思主义告诉
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
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级。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
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
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正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
专政这一根本原理产生的极大的兴味，所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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