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人，对于作家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文学艺术作品要塑造“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而不是用种
种现成模式去铸造类似机器零件那样简单化、公式化的人物。这个在多年来被弄得混乱不堪的重大文艺理
论问题，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瞿秋白明白透彻的阐述清楚了。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表现的思想光辉，还不仅在于《多余的话》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
见。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说常常使得一些人目瞪口呆，予以百般指责的地方正是他写《多余的话》这
个出乎常规、惊世骇俗的行动本身。据说，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不能有弱点、缺点和错误的，有了而又在
敌人面前进行自我解剖，揭穿自己的“假面具”，就给共产党抹了黑，丢了丑。
无产阶级政党要求自己的成员包括其领袖人物应该达到的品德、风格和行动的标准，无疑是根据无产
阶级固有的优点和特点规定的。但是，共产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达到这个标准之前，必然有一个形成、发
展和完善的过程。一般地说，由于社会、阶级、自我改造等等客观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即使是在伟大的无
产阶级先锋战士身上，也难免不存在“异己的”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至于人类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在他
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与平常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共产党人的力量，不在于掩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
误，为自己塑造高大完美的形象。相反，他的力量恰恰在于能够勇于解剖自己，扬弃自己的弱点、缺点和
错误；而为了彻底扬弃，首先必须作到严格解剖。解剖自己，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其实很不容易，决没有
那些不预备作自我解剖的人所指责、所鄙视的那么轻而易举。象《多余的话》这样彻底、严格的自我解剖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领袖人物中，不敢说是凤毛麟角，但确实也不算很多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多余的话》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辉，人们是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的。
能不能在敌人牢狱中进行自我解剖呢？我们不是也不必一般地提倡共产党人在敌人牢狱中直到临终之
际才作这样的自我解剖。应该具体地分析瞿秋白何以在此时此刻进行自我解剖？瞿秋白身系囹圄，他清醒
地意识到自己随时有被敌人处决的可能。他已经无法在党组织面前进行一生的总结和最后的自我批评。他
通过《多余的话》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都说出来，留待身后论定，这是应该允许的。把瞿秋白写《多余
的话》曲解为“绝望的心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公正的。
《多余的话》里确有过头话，流露了消沉情绪。但是，第一，要看到这些灰暗情绪在《多余的话》中
，是非本质的、次要的，它不是《多余的话》的主流。而写《多余的话》，在瞿秋白被捕以后的全部表现
中又是一时一事，不是主流，无损于他的革命大节。第二，要从历史的特定环境，从瞿秋白这样一个具体
的人，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例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的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这是瞿秋白
一生遇到的许多矛盾中主要的、也是使他困窘终生而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一。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写道：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于无聊的‘
文人’，却要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
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
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
梦。
这里，所谓“误会”和“噩梦”，显然是就其自身存在着的“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及其酿成的后果
而言，似乎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种对于党的工作的恶意的诅咒，更谈不到用这种诅咒来推卸责任，讨好敌
人，背叛党的事业，以求幸免一死。这一点，瞿秋白也在《多余的话》中，写得清清楚楚。他说：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
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
我不过想把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
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人类社会文化史，不乏这样的人物：或则是科学上的巨人，哲学上的侏儒；或则是文学上的大师，政
治上的庸才。恩格斯对于歌德、巴尔扎克的评价，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以及对于某些科学家的评价
，都有类似的论述。现实生活中确有这种情况：一个人有其所长，也有其所短。如果能够用其所长，避其
所短，这个人的才能就可能发挥得更充分，更有益于人类社会。可是，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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