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宗元与他这位年青的妻弟间的矛盾便突显了出来。
柳宗元在此面对的是一个他事先未曾料到的已明显超出家庭范围的复杂问题。
从他写《说车赠杨诲之》的初衷看，不过是以一个经受过重大变故、有着颇多教训的过来人的身份，对自己这位年轻有才但性格倔强与世立异的内弟说几句家庭内部的劝勉话、贴己话，希望他能够既方其中亦圆其外，以避免自己当年的失误。
对这种劝勉，诲之可听可不听，宗元亦未必强人所难。
但年未二十的诲之却偏偏较起真来，写信加以反驳，并给宗元安上了一个教人学佞、有违圣教的罪名。
诲之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反应，主要原因恐在于因年龄、阅历所限而缺乏对世事艰难的理解，自我性格的激切导致他对一切易于流向圆滑世故的言行均采取不加思考的排斥态度，甚至以逆反的心理有意采取偏执的做法——用诲之的话说，就是要与甘罗、终军、阮咸、嵇康为伍，任心而行，肆志而言；用宗元对其行为的解释来说，就是“恶佞之尤，而不悦于恭耳”。
进一步看，宗元与诲之的对话本不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二人在年龄、身份、地位及对问题的理解方式上均存在明显差异。
约而言之，其一，今日的柳宗元，固然早巳超越了昔日的自我，但今日的杨诲之，在性格上却酷类昔日的柳宗元，其激切程度似还过之，欲使二者跨越时间、阅历的鸿沟而进行相互理解的交流，是困难的。
其二，杨诲之的心性与多数唐人以进取为主的心态是相通的。
且不说盛唐诗人的高视阔步，即使中唐文人，面临中兴时局，也多为大呼猛进型，而绝少“翦翦拘拘”者。
柳宗元则不同，从“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到“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其间经历了何等大的落差！这种落差，不能不导致其心性上迥异于一般唐人的巨大变化——自觉压抑性格中的刚、方因子而向柔、圆一面过渡。
所以，在这点上杨梅之不易与宗元沟通。
其三，宗元时为“负罪”被贬之人，受到朝廷“纵逢思赦，不在量移之限”的严厉责罚，朝野上下同情者乏人。
以如此一种身份，而欲对少年气盛的杨诲之进行人生处世上的说教，这在更相信成功者的社会习俗中，其说服力不大、诲之亦不愿信从可以想知。
其四，宗元以“说车”喻为人处世，用心可谓良苦。
但若仅就“圆其外”之外在形态论，又确易与世俗之圆滑处世、和光同尘相混淆。
何者为方中圆外，何者为混世和俗，其间并无森然之界限。
《柳宗元集》卷十六《说车赠杨诲之》文后黄注谓“使其自得也未至，而更以圆教之，则不同乎流俗者几希。
”即持此种看法。
从这点来说，诲之误解宗元也是事出有因。
对于杨诲之的误解和发难，柳宗元给予了非常的重视，因为他知道这场争论，已超出了家族亲属的范围，而带有了道德人品之辩的意味。
就自己的原意而言，是为了劝勉诲之“恭宽退让”，现在却被误解为“为佞且伪”，甚至连自己早年的言行，似乎也被当成了“与世同波”、“翦翦拘拘”。
如果不予认真回答，不仅会贻误杨诲之，而且会导致结果与初衷的背离，使自己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
而要将问题说得清楚到位，既要以说车为基础，又不能将之局限于说牢的范围之内；既需有历史文化上的引申，又需与亲属关系相吻合。
对宗元来说，这确是需要思考和准备一番的。
细考《说车》，宗元之所以提出“圆外方中”的观点，乃在于社会混浊，人生多艰，“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
而且在以车形象地比喻了人之心性后，宗元特别强调了“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若轴”一点，也就是说，心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可以根据情况来变化的，但心性的内在实质、对理想信念的持守却是不能改变的。
这一点乃是宗元《说车》的核心，所以，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宗元反复强调说
夫刚柔无恒位，皆宜存乎中。
有召焉者在外，则出应之；应之咸宜，谓之时中，然后得名为君子。
吾以为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
内可以宁，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
不是将刚柔、方圆分割开来，固定于内、外之分，而是视之为一体之两面，既存乎内而可守，又应之于外而咸宜。
至于应于外者，当方则方，当圆则圆，并无一定不变之规。
在宗元看来，所谓“圣道”，即存在于这种“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的辩证关系之中。
当然，这种“圣道”与传统儒学所谓之圣道有所不同，而是宗元依据其“大中”原则对圣道的新的理解，其核心即在于“应之咸宜”的“应”。
在他看来，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在此艰难时世推行自己的理想，才能辅时及物。
宗元主张的“圆其外”的“圆”，虽易产生歧义，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