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荣金、许国治不放心，又问杨仪。杨仪说，梅方成是华侨巨富，在美国排名第6位。信用证没什么风险，是可以办成的。
岳林
1938年入伍，1986年离休，原为某部副司令员，副兵团级，曾被余金星聘请为中水集团顾问。
5月27日，余金星在上海得知梅方成、卓吾明在衡水的活动遇险，便给岳林打电话，说梅方成、卓吾明是爱国的美籍华人，来中国帮助引资，支援国家建设，可是有人不理解，从中作梗，领导不明真象，使他们陷入困境，请他帮个忙，找找关系，跟领导说一说，把问题解释清楚。
老将军好说话，答应试一试，军人作风讲究诚实，不搞口头爽利行动拖延那套，说办还真就办。
按说人家求他办事，该找上他的门，岳林不讲许多虚礼，次日竟亲自去保利大厦找梅方成和卓吾明。
梅方成、卓吾明向岳司令介绍了用信用证与衡水合作引资100亿美元的情况，说现在农总行要发表声明要收回信用证，这样一来前功尽弃不说，也将给亚联和中国的金融业的信誉带来不利影响，最好能找一找上层领导，说明利害关系，把事儿压住。
关于金融方面的事，老将军从未接触过，梅、卓的陈述不能不听，可是听了比不听还要糊涂，但倒是明白了对方讲的基本精神：他们来办好事，不被理解。
还是找个懂行的吧。方儒庆是个生意人，想必能懂。岳林当即带梅方成、卓吾明到北京饭店找方儒庆。
梅方成、卓吾明又把情况向方儒庆说了一遍，
方儒庆听后，让卓吾明把“引资”文件给他复印一套，由他去农总行、中国银行、人民银行探听情况，看看上面的态度。
这天，余金星从上海飞抵北京。
当晚，岳林、梅方成、卓吾明、余金星、柴扬、郭庆祝等人聚在一处。
因前文未提及郭庆祝，在此作一简要介绍。
郭庆祝，44岁，大学文化，曾任体委教练，父亲从地方调国务院亦随同进京，调至某大学任讲师，后下海经商。
1989年在广州长城宾馆，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余金星。之后，与余金星没有往来。5月30日，余金星来到北京，与郭庆祝取得联系。通过余金星，郭庆祝也接触了梅方成、卓吾明。郭庆祝曾带余金星找过北京证券公司和中国驻世界银行负责人，二位负责人说融资是个骗局，告诉他不要掺合此事。做生意离不开朋友，碍于面子，郭庆祝虽然不深陷其中，但何时叫他，他也跟着走走过场。
几个人坐下来，岳林说，方儒庆已经了解到一些情况，有关引资的事，人民银行、中国银行都知道了，农总行暂时没有大动作，同时又说了一些上层机密。
已经是5月28日晚上了，还说“农总行暂时没有大动作，”显然不确切，是方儒庆有意搪塞，还是信息渠道有问题？所以，他的所谓上层机密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时候，有关当事人还是愿意听到这种消息的。
根据这些情况，他们决定分开行动，给农总行施加压力，把“引资”的事办成。之后，制定行动计划：
一、柴扬回上海，托人找市里领导，再通过市领导与高层领导联系；
二、方儒庆找他所挂靠的部的领导，请其帮忙；
三、岳司令直接找高层领导活动；
四、余金星、郭庆祝通过关系找国务院活动。
就这样，岳将军不知不觉中着了道儿了。
6月4日下午2点多钟，岳林给余金星打电话说，方儒庆要和你见见面，情况很紧急，在电话中讲不方便，请你到公主坟旁边一个宾馆咖啡厅见面。
余金星接电话后立即赶往公主坟，先与岳林碰面，然后一起去了这家宾馆，在咖啡厅见了正在等候着的方儒庆。
方儒庆对余金星说，现在情况很不好，我见到通报了，北京市公安局配合衡水市公安局要抓梅方成、卓吾明，最好让他们先躲一躲。
方儒庆说完就走了。
方儒庆在关键时刻通报了关键的信息，也算够朋友了，但他不想陷得过深，免得拔不出腿。
岳林却留下来，与余金星一起，为朋友尽心尽意。他们立即给秘密住在西苑饭店的梅方成、卓吾明打电话，让他们赶快带上行李，叫上郭庆祝到公主坟旁边的宾馆来。
梅方成、卓吾明、郭庆祝来公主坟这家宾馆，与余金星、岳林见面，然后一起去郭庆祝家。
岳林对梅方成、卓吾明说，方儒庆得了消息，公安局正在抓你们俩，很危险，你俩赶紧躲起来。
梅方成、卓吾明闻此凶信，赶忙转移住处，藏匿罪证，险些脱逃。
河北省“9341”专案领导小组10月19日会议认为，对田法云、常乃明、杨仪、岳林等人处理问题，应待检察机关对主犯审查起诉工作一段后再执行。
公安组对他们的重点问题又进一步做了调查核实，时隔2个多月，没有发现新的问题。
鉴于在对上述4名涉案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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