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监室，梅方成情绪有些激动，自言自语说，她不该来中国。身体不好。她不该来中国。对中国的法律又不了解，容易冲动。她不知道我为何被扣押。我夫人知道我的事很少。下次接见，叫我哥哥来。是谁告诉她的？她不该来中国……
监室内的犯人见梅方成目光发痴，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有些神经质，没人再敢跟他开玩笑，就那么怔怔地看他。
一个犯人说，“老梅，你哭吧，你哭，哭就好了。”
梅方成眼睛瞪得大大的：“我哭？我为什么要哭呢！”
另一个犯人暗暗扯了一把说话那犯人。
房内静下来。
这时，梅方成泪水淌下来。
37、荣兆强梦犹未醒
荣兆强感觉很幸福，仅有一张大专文凭就当上了大学讲师，虽然衡水师范专科学校不是什么名牌大学，可毕竟也是大学呀！有多少本科毕业生还在教初中、高中哩。
一个农家子弟，父辈苦扒苦拽地总算把他给供养成人，让他脱离了荣家世代生存的土窝窝。哪次回家，街坊四邻，乡里乡亲，也都高看一眼，那目光给他的腰板补钙，令父母脸上生光。
师专家属院有他的住房，生活上没什么犯愁的。才30岁，正是好年华。有中共党员身份，等于扒上了人生大平台，进可攻，退可守，想走仕途那是基础，想搞业务党票不是包袱，不用背着扛着。若找个机会，就向上迈两步。到此为止，这辈子也算行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日子还算安逸，别人羡慕，自己也知足。
梅方成的出现，打破了荣兆强生活的平静。
1993年3月下旬的一天，衡水农行办公室一位副主任找到荣兆强家，递给他一张许国治写的便条和一份英文资料（3039后备信用证格式样本），要求他尽快翻译出来。
第二天，荣兆强把原文及译件送到农行许国治的办公室。许国治带他见召荣金。召荣金拿出关于梅方成、卓吾明身份背景的介绍，简单介绍一下引资的有关情况，说是让他熟悉一下，以便梅、卓来时做好翻译工作。
走出农行办公楼时的感觉与走出校长办公室的感觉绝对不同，当翻译比评上先进工作者更让他兴奋。先进工作者年年评，每个单位都有，并且不只一个，而眼前这个机会不常有。
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报酬，而是资本，一种无形的资产。一个外语教师，为当地“政府”外事活动当翻译，说明自己业务能力强，今后对外说事，评级晋职称均可大言不惭。
他和许国治是老乡，老乡算什么，只不过是互为利用时的粘合剂，互为利用是本质，粘合剂本身没什么价值。社会把人分成若干等级和阶层，而这等级和阶层又特别富于变化，时间的、地域的、环境的等等都对这变化起作用。如果在大都市，一个副处级官员和一个大学教师之间有时难分高下。若是到了县城，一个副县长和一个教师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衡水，人家许国治绝对称得上一个人物，而他荣兆强则最多是个不知名的绅士。这回给他们当翻译，改变不了双方地位差异，却可以让双方距离接近。
其次，荣兆强该考虑钱了。人吃五谷杂粮，需衣食住行，钱谈得太多了俗，硬是不承认那叫装蒜。最后能给多少报酬呢？当然不便问，只能在心里想。银行是管钱的，引资就是往衡水弄钱，给他们干事白不了，就象哪个老太太说的，人家拔根汗毛也比咱大腿粗。
给了钱，该干点什么？……
荣兆强感激许国治：我是许行长的人了，什么事一定要听许行长的。
此时的荣兆强是真诚的。但是，在与梅方成的接触过程中，他的感情在不知不觉地向梅方成靠拢。
几天后，农行办公室副主任打电话叫他马上去宾馆，说客人已经来了。
在宾馆后楼，荣兆强找到召荣金和许国治。他们把他介绍给梅方成、卓吾明、景昌山、田法云。召荣金说，这位叫荣兆强，是我们农行国际业务部的，懂外语，来帮助工作。
下午，双方进行洽谈，荣兆强作为翻译列席参加。
除了每周有数的几节课，荣兆强黑天白日地泡在宾馆里，农行需要他这样，他自己也情愿这样。如此，他成了衡水方面与梅方成、卓吾明接触最多的人。
梅方成与他越来越亲近了，可说无话不谈。谈到梅方成家世，荣兆强问：
“听说你们梅氏家族在海外华侨中甚有影响，您能否介绍一下？”
“我家在海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也不知道，台湾出版的一本《海外华侨录》收入了我家的情况。”
荣兆强问：“你祖上是做什么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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