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对她的人物加以考验，而后在他们的冲突中，指明那些属于整个时代的缺陷——以商品交易的基本原则指导爱情生活，无疑是现今最大的背德。小说《一九九五年》中的念安的丈夫在为她的朋友颜容装修酒店时，与颜容陷入情网。而颜容的丈夫却将妻子的红杏出墙视为一项投资，进而毫不掩饰的要求念安给予自己同等的“偿还”。两对夫妇之间的关系蜕变为一种超越了婚姻纽带的商业活动。通篇小说并未在叙述故事之外浪费任何笔墨，对背景的交代仅仅是以小说的标题完成的。这种含蓄的手法由于并为对读者的联想加以限制，因而收获了更加良好的效果。不足一周间的生活片断给予九十年代新富阶层的精神状态与亲情关系以有力的讽刺。这种“爱情交易”到了《人说海边好风光》里更加苍白得令人汗颜：旅游途中，罗晶得知形影不离的旅伴杜新颖竟然是丈夫的秘密情人。这个发现令罗晶毫不犹豫的投入了陈朋的怀抱——后者曾经抛弃了杜新颖。似乎在这个时代里，令婚恋关系中的出轨行为变得面目可憎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爱人的不忠，而在于爱情交易的不公平。只要双方的付出的感情“数额相等”，那么所谓的“不忠”行为，便也显得无足轻重了。对于生活经历相对单薄和近似的“七十后”作家群而言，爱情无疑是她们所能寻到的最严峻的考验。诚如金仁顺所言：“我们的成长历程中，没有上山下乡，没有炼钢和自然灾害，没有大字报和右派，我们在写作时，视线更多地是回顾自身成长的历程，习惯性的注视自己的伤口所从何来。” 对个人经历毫不姑息、疼揭疮口、“抉心自食”的坦诚，使得作家在选材的角度上表现出超常的“残忍”，当她偶尔从爱情的矿坑中探出头来的时候，外面的世界便将彰显其触目惊心的一面。金仁顺有两篇将背景设定在矿区，带有承接关系的小说，一为《五月六日》，一为《恰同学少年》。在荒蛮的城市文明边缘与沉重的苦役压迫之下，人类的感情似乎更加麻木，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血脉流淌着腥红的物质欲求。初一看来，小说似乎游离于金仁顺的爱情主题之外。而事实上，它是作为爱情主题的一种强化而存在的：爱情实际上早以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而蜕化为对他人的控制欲与占有欲。《五月六日》中的主人公祁政是一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以约会为由将本地矿场主的女儿田原原骗至野外，意图讹诈钱财未果，却使田原原坠下煤洞。第二天，此案不攻自破，与此同时矿井塌方事故中丧生者的哭嚎正不绝于耳。祁政的行为没有烘托、没有支撑、没有障碍。“我最大的理想就是离开这里到另外的地方去，”他的动机是如此朴实却也如此艰巨。这种孤立无援的求索与自救完全暗合于现代人的精神状态，而“金钱”则被当做一束错误的救命稻草，将人引向深渊。《恰同学少年》进一步描述了《五月六日》中的隐线——煤矿塌方。在这个故事里，矿场主正以抚恤金的多少对死者的妻子加以要挟，生命的尊严被一次次的讨价还价消磨殆尽。死者尚在读书的女儿正为自己腹中的孩子发愁，而她的男友（并不是孩子的父亲）为给她筹钱手术甘愿沦为南方妓女的玩物……巨大的焦虑将他们包裹其中，能给人以救赎的究竟是明码实价的“爱情”还是那价格本身呢？
　　金仁顺作品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她不做答复的创作态度。细数人性在遭遇突然挫折后成长方向的无限可能已经充分的满足了小说创作的本质要求，至于化解挫折的方式，作家无须、自然也无力回答。金仁顺的作品毫不掩饰其对物欲的唾弃，也从字里行间吐露着作者对爱情的绝望。之所以在描写夫妻间的背叛与无端的杀戮时，采用特别冷漠的怨而不怒的笔调；之所以“没有将暴力故事转化成暴力语言（张柠，《冰冷的热情》）”，其原因正在于作者对人类温情的彻底怀疑与敬而远之。“恨并不是爱情的对立面，冷漠才是爱情的对立面（罗洛·梅，《爱与意志》）。”“看破红尘”的“结果是很孤独。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孤独没有解脱之路（金仁顺，《之所以是我们》）。”不作答复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们没有答复。实际上金仁顺的文学形象十分接近于其近作中的人物——也就是《水边的阿狄丽雅》里的那个常去相亲的“我”。给陌生男人（或许是读者）讲故事，是我与并不抱幻想的爱情保持距离的方式。而那故事中的女孩，其实正是原来的“我”、深藏着的“我”、未及实现的“我”。金仁顺就像是一个孤独的棋手，高高的俯视着她的棋局与棋子，而后毫不吝惜的将敌人杀得片甲不留。可是无论何时，她的对手总是她自己、总是她的另一侧灵魂、总是她的另一半人性。对“七十后”女作家的创作状态，金仁顺曾有如此评价：“刀子就是她本身，狭窄而锋利……角度的直接导致她们更容易切中要害。”而她自己的作品也正如那尖刀一般，在无休止的割裂与征战中，等待着其自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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