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间的依存关系与病态需要，在充满了象征意味的短篇小说《月光啊月光》中，达到了顶点。首先，小说的题目即暗示它的读者：这是一个关于女性在男权秩序下生存状态的故事。“月亮”的阴晴圆缺隐含着“太阳”的暗淡亦或灼热：年方二十三岁的“我”，是咖啡店里的女招待。一次，“我”陪同男友前往电视台应聘，意外的被台长钦定为女播音员。“我”在电视台里工作一帆风顺，台长对“我”恭敬有加，同事们也对“我”退避三舍。不多久，“我”得到了台里最好的公寓，入住的第一个晚上，台长不期而至。他并没有提出任何肉体上的要求，而仅仅希望睡在“我”的床边。“我”从此陷入了台长的操纵，连同“我”的音容笑貌都在渐渐的向台长靠拢。依附于男权之下的女性是无法维持其个性的健康发展的。因为包括她们的个人情感在内的一切精神标识都已被男性视同私有财产一般加以霸占了。作者残酷的写道：“没有什么能比女人的痛苦更能给男人带来心灵的慰籍。”“我”试图与台长做爱，或者脱离台长的控制，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占有，而不加以“利用”，是人物关系的根本冲突所在。台长只有眼看着“我”睡在身边才能克服失眠的细节，使人联想起古典小说中的守财奴形象，只不过“台长”所贪慕的并不是金钱，而是更高一级的财富：人。男性对异性的占有已经超出了对异性的需要，他们所追求的是对男权的支撑与明证。“我”的惟命是从使台长的雄性优越感空前高涨，文中写道：
“你以为你是上帝？我笑着问他。
‘我就是我，我知道我能做什么也知道我能对你做什么。’
我们谁都无法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一字一顿的说道。
‘我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想让将来发生什么将来就会发生什么。’台长坚决地对我说。”
不难看出，台长气势汹汹的背后还隐藏着“我”的必不可缺，因为失去了“子民”的“上帝”是不存在的。金仁顺笔下的男性始终在通过各种自欺欺人的手段来否认女性存在的必要，而实际上却反映了他们对失去男权的深切恐惧。
年轻而平凡的女孩自然要向男性要求更多的温情，而等待着她们的也很有可能是加倍的伤害。金仁顺一向习惯于让这些懵懂世事、易受伤害的女孩充当故事的主角。在她的小说里很少出现与自己身份相当或类似的女性——她的智慧只存在于她的叙述之中，而绝非建立在对人物身份的简单定义之上。与许多惯于标榜某一阶层女性属性的“七十后”作家相反，金仁顺笔下的人物身份似乎都是模糊的或者说刻意忽略了的。这种抽象性给予金仁顺的小说以空前的广度，任何人都可以在她的小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当然，我们首先就会在这些年轻姑娘的身上发现作者自己的投影。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实际上只存在着一个人物，也就是尚未成熟的作家本人。金仁顺曾经将写作称之为“将过往生活进行碎片整理的过程，”那么，她所讲述的故事，也便成了相同的记忆碎片被打乱重整而成的截然不同的版图。同一个人物被安插于不同的境地与人物关系之中，人性的不同侧面便拥有了各自膨胀的机会。将同一类人物的不同结局组合在一起，进而展示生活的复杂性与不可预知性，是金仁顺小说的价值之所在，亦为无限逼近小说本质的根本途径。因为小说的本质便在于它揭示了人的“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同一个人物，即可能是他人爱情的拆散者，又可能是被拆散爱情的受害者。金仁顺喜欢将故事的舞台搭建在相对封闭狭小的空间里，尤其是人们熟悉的场所里，例如办公室或普通家庭。它将主人公们封闭到这个特定的环境之中，营造出身陷束缚的窘境。空间上的不可逃避，令人物的情感表露得淋漓尽致。金仁顺所说：“小说里的人物一经确定，便拥有了自己的命运，即使是我，也拿他们无可奈何。”在《酒醉的探戈》中，尴尬的遭遇发生在主人公夫妇的客厅当中：
“朱光明也跟到了客厅里，他坐到单人沙发上，刘一迪和李容坐在一个长沙发上。
‘你不吃吗？’刘一迪问朱光明。
‘我看着你吃。’朱光明笑着说。
李容在旁边接了一句，‘他有看女人吃东西的瘾。’
‘有看漂亮女人吃东西的瘾，’朱光明纠正了李容一句，‘秀色可餐。’” 处于禁锢状态之中的人物总是充满了不稳定的因素，极易形成相互钳制与攻击的关系。而“爱情”的介入，无疑使得人物间的彼此联系变得更加混沌不清，情绪也可能瞬间呈现巨大的反差。《冷气流》中的主人公万依一直在为了李小心的宠爱而窃喜，并将遭李小心欺骗着的其他女孩一概作为笑料。但当她得知自己的妹妹万亚也是李小心的玩物，而且遭她嘲弄的女孩现在已经接受了李小心的婚约之后，万依怒不可遏，杀心顿起。对人物境遇的反复解构体现了作者存在主义的荒诞与冷漠，也透露出作者无力左右命运的哀伤。
金仁顺笔下紧张的甚至剑拔弩张的人物关系直接反映着我们的时代。作者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