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军，我很害怕，害怕你总之是要离开我的。
小军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抚了抚我的脸。我顺着他的手，用唇吻他，手指、臂、肩膀、耳根、头发、脸，还没有等我寻找到他的唇，我已经在下面了，我看到了我头顶的小军，我们这一次特别使劲，好象彼此都用尽了一生的力气，我追随着他，那么紧，那么深。很快，我们都不见了，剩下两只蝙蝠，在黄昏的山洞里，用敏锐的翅膀，一下一下地拍打着对方。
最后，我们倒挂着，一切都颠倒了，包括花窗外的世界。
十
阿菊忽然不见了。一连好几天。这样我才发现，其实阿菊在我的生活里，就是一个上班的标志。当我看不到阿菊的时候，我居然找不到下班后联络她的方法，没有电话，没有寻呼机，不知道她住哪里，不知道她有没有老乡。我们仅仅在茶楼的时候是朋友，我们甚至没有一起下班的时候逛过街，一起吃过一顿饭。这几年，阿菊下班会去哪里？怎么过？
后来，一个晚上，我到“打捞”的船上找到了阿菊。“打捞”的船因为认识了阿菊以后，就一直没有移动过位置，还是那次我和小军做爱的那个地方，离桥不太远，离市中心也比较近。当我在岸上，看到“打捞”的那只船，船蓬被掀开了，没有亮灯。我想起阿菊说过，她最爱在夜晚，和“打捞”两个人，掀开了船蓬，在漫天的星空下做爱。我的心开始跳，我有一点期盼看到这样的画面，像电影里一样的浪漫。当我一步一步走近，我依稀看到了一个人，躺在船肚中央，只有一个人。我喊，阿菊，阿菊。没有回答。我又喊，“打捞”，“打捞”。半晌，那个人才回答，“打捞”走了，走了。是阿菊。
我踩过柔软的泥沙地，走过踏板，上了船。由于我的上来，引起了船的摇晃，又是那一阵熟悉的摇晃。
阿菊，你怎么啦？
“打捞”走了。
陪人去啦？
我陪他来了。
阿菊，你怎么啦？
阿菊，开灯好吗？
灯亮了。阿菊的脸肿了。
“打捞”是真的走了，扔下阿菊和他的船。
“打捞”前两个星期，接下了一个陪人的服务。一个大款，他的女儿生了一种疑难病，无端端地走不了路，两腿没劲，没磕没碰地就发作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抱到医院去看，一个老医生说，这是一种北方病，在我们这边极少见到，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建议到北方去看看。大款要看着公司，没法走开，请“打捞”陪女儿上北京协和医院，除了可以让从未坐过飞机的“打捞”坐往返的飞机以外，还付比这里每天的陪人工作多双倍的酬金。“打捞”这一辈子估计是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的，年轻的时候在港口码头巡逻，注视着船只从这里出发又从远方回来，来来往往，也不知有没有存过外出的念头；下岗以后，就在各个医院的病床之间来回，在白色的世界里跟疾病、死亡擦肩而过，最大的快乐也许就是跟阿菊晚上躺在天空下，喝酒，剥花生，做爱，外边的世界就是抬头可见的天空。
“打捞”推着轮椅上的那个女儿，是从码头上走的，上船，先到下游的广州，再在广州到机场，飞向北京。
在广州的一个路边，“打捞”抽空打了个电话到茶楼报平安，说广州真大，出租车堵车的时候，那个带响声的计费表每跳一下就让他心跳不已，堵得太久，表跳得都想让人跳车。后来，阿菊就再没有听到过“打捞”的声音了。
前几天，“打捞”原在的派出所找到了阿菊，递给她一个盒子，“打捞”在里边。
“打捞”在协和医院门口，目睹一个小偷抢了一个妇女的钱包，小偷在拥挤的人群里窜逃，“打捞”一个人在后边穷追，一边喊，不许动，要开枪啦。小偷回头看看他，喊，甭他妈装了，南蛮子！“打捞”急了，追得更紧了，人们看到好象是两个仇家在追杀。在一个僻静的胡同里，“打捞”被捅到了肝。在医院里，“打捞”跟来处理的警察说，我们是同行，我在派出所工作，我也是抓小偷的。于是，“打捞”的骨灰盒依旧是被送到了派出所。那里边的“打捞”不是那个陪人“打捞”，不是在医院那个给人笑给人说话，给人揉胸捶背的“打捞”。
阿菊哭了几天几夜，没有人会注意到那条一贯在那里的船上的动静，小军说过，岸上已经没有诗人。
阿菊辞掉了茶楼的工作，住到了“打捞”的船上，也在医院里当陪人。很快，阿菊也做出了口碑来，像从前的“打捞”一样。我相信，阿菊肯定会比“打捞”干得好，因为她年轻，甜美，她能说很多在茶楼里听到的段子。不过，我一直担心，这个湖南女人，这几年学到的本地方言，够不够用？
后来，我连这点担心也没有了，因为一年以后，我们这里的医院有了新的规定，为了整顿医院的管理，取消陪人的服务，一律由护士代替。
我就再也没有阿菊的消息了。这个城市虽然不大，可是要寻找一个人，也不简单，尤其是一个你连她上班以外就一无所知的朋友。
我曾经连续关注我们这里唯一的一份日报，我在中缝里很仔细地看，我希望能看到阿菊的征友启事，我看得很仔细，真的很仔细，我想阿菊是不会再把照片登出来了，我读上边那些写得很诚恳，很格式的文字：XXX，女，28岁，身高1米62，家乡四川，温柔美丽。同为独在异乡的你，是否会经常感到寂寞？来，让我们交个朋友吧！这份报纸的编辑，因为没有竞争的压力，教人拟的征友启事，千篇一律的几个版本。没有一个叫阿菊的28岁的湖南女人出现在上面。我猜她已经改名了，我猜她已经也修改了年龄，可是我却一直相信她还在这个城市，她不会走。她说她喜欢躺在船上听风的声音，可以听到水的声音，像家乡的麦浪；她喜欢看星空，密密麻麻的像童年的萤火虫阵。
当我和小军有一次经过那条船的位置，江面空荡荡，曾经扎系过那条船的石桩还在那里，孤单地，就像我的花窗外侧的那个铁环一样，等待着过往船只的靠岸。
十一
我经常问小军他去安装空调的那些西区的公寓，要多少钱？小军说说不准，楼层越高越贵，像他曾经去安装过一个人家，23楼，要20万。20万，在我这样的人眼里，是天价，我们这个城市有大半的人一辈子都存不到20万。那么1楼呢？小一点的呢？十万以内的也有。小军总是不喜欢继续我的问话，问了两个问题，他就不耐烦，仿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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