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生活在东莞长安镇的人是很有福气的。这个地处广州深圳的经济走廊中间，当地户籍人口不到四万，而外来人口就达六十多万的小镇，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来看，都具备了包容性和创造性的主要特征。所谓“流水不腐”，文化需要积淀也需要流动，而从全国各地来到长安寻求发展的外来人，在为长安创造了经济的同时，也丰富了长安的文化。 
    刚开始接触长安的文学创作，是因为时常收到《长安文学》杂志。在那里，我认识了一批长安的作者:马云洪、陶青林、邹萍、洪湖浪、蓝紫、李粤红、严泽……之后，又屡在《十月》《诗刊》《羊城晚报》《天涯》《青年文学》《长城》《作品》等全国各报纸和文学杂志上看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创作，或体现一个外来工打量着他赖以生存的“别人的城镇”，或抒发自己对于故土的思念之情，或状写个体欲望在现实中的舞蹈，或揣摩社会对自我内心的“改造”……这些小说、散文、诗歌所共同呈现出来的，都是一种不断行走、不断见识、不断思考的创作品质。每每玩味他们作品，我们都能感觉到生存与欲望进行博弈的或重或轻的脉动，也体验到理想照耀在现实版图上的温暖之旅，甚至不由得产生对这个时代变革的热爱与疼痛。 
    “现在，我将设法安静自己/让灰尘从马路上褪去/让欲望从血液中褪去/让夜晚从屋顶的平台上褪去//沿海的城市，像一个个/突然陷入了爱情的女人/她们的日子热烈、拥挤/而我，只是街头移动的/一块惶恐的补丁/在每一个颓丧的街角寻找天空//街角沉默，笔直的屋脊指向苍茫苍穹/四面的高楼让我的孤独如此之深/深得如矿苗，如同古树/寂寞地陷于命运中//”(蓝紫《在长安》，《诗刊》2008年第1期)。蓝紫的这首诗，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长安文学的重要精神内质。一个异乡人，在这个“热烈、拥挤”的城镇里，设法使自己“不在场”，设法让那些令她无法安静的“灰尘”、“欲望”、“夜晚”统统都消失，设法使自己成为一个逃跑者。然而她失败了，她如古树的根虬“陷于命运”之中，她寸步难移，她被惶恐地“钉”在了这片热土上。“一块惶恐的补丁”，附着在这里的生活表层，既嵌不进去，又拔不出来，这就是一个外来工的“惶恐”，同时也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关系的一个隐喻。 
    长安的文学创作中，就常常弥漫着这些“惶恐”的精神气息。如陶青林的短篇《花朵儿的幸福》(《青年文学》2008年第6期)叙述了外来女孩花朵儿与本地郎蔡园子的情感生活从开端到幻灭，表明了外来人和本地人之间通往幸福的桥梁总是异常的脆弱。 
    外来工的身份认同问题，是长安的作者们最为关切和最受困扰的问题，也是触动他们情感的一个最为敏感的按钮。因为，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了更深层次的“精神家园”问题。陶青林的另一篇小说《这里是哪啊》(《羊城晚报》2008年1月27日)，就尖锐地拷问那些在物欲之间逐渐迷失了家园的灵魂。马云洪的很多作品，也对外来人的漂泊生活进行了近乎“还原”的摹写。像《“资深”蹭爷的一天》、《收彩票的人》等小说，《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南方之南:混沌的记忆》等散文，都对外来工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写真式的还原，呈现出一幅幅饱含着艰辛和无奈的生存场景，塑造了一个个“混迹”于外来工巨大群体之中的独特形象，凸现了作者所感受到的特有的底层经验。从马云洪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直接地触摸到近年来被很多学者评论家所谈论的“底层”，他没有为读者清理出诸如“耻辱”、“尊严”、“权益”、“身份”等一直热议的关键词，而是将真实化为墨汁，铺排出南方这片土地那些别具特色的“潮湿”、“混沌”、“辗转”、“欲壑纵横”、“忙碌”等等。“在这里，人的角色是不断变化的，不想写字了，你可以做流水线上的工人。腿站不住了，你就去推销产品。产品推销不出去了，你就去拉广告，搞策划。如果赚不到钱，你就卷起铺盖走人，去远方……”(《南方之南:混沌的记忆》，《作品》2008年第5期)。阅读马云洪的作品，仿佛在看一段段无主题的DV，他看似杂乱无章地将镜头伸向更广的环境，但是你总是能感觉到镜头外的那一双眼睛，那双冷峻但充满悲悯的眼睛。 
    “惶恐的补丁”、“无根基的气根”、“蹭爷”等形象，无一不体现出了外来工在异乡奔波的真切感受，它既疼痛又无奈，既心怀希望又不无失望。当然，如果仅仅止于此，那么长安的文学创作跟近年来风生水起的“打工文学”并无什么差异。可喜的是，长安的作者们在感受现实生存的过程中往往比人多出一点——他们总是力图拨开密实的现实生活，不断寻找一个个足以放飞心灵的空间。这个空间，你可以通俗地称它为“乌托邦”，也可以笼统地称它为“内心的湿地”。正是这一点，或许可以使长安的文学走向远方，因为它折射了长安的作者不肯放弃的理想情怀和精神冲动。 
    在长安的文学创作中，我们还更多地看到了这种可喜的“寻找”精神。如邹萍的《茶乐》，就引领着我们找到了一个突破物质高墙的绝妙手段:炉火纯青的“叹茶”和“说茶”，清新温婉的语言，从容优雅的心态，仿佛是一剂缓解现代物质生活的“解药”。读她优美的文字，犹如欣赏茶叶在开水的激活下逐渐复苏、舒展的过程，人们内心的轻逸之情也便在这俗世中得以复苏和舒展。李粤红的散文诗，则总是在寻找一种物我相忘、境我相融的境界。她的《海之子》所缔造出的那种静穆，是在这甚嚣尘上中弥足珍贵的一种境界，堪称“美文”。严泽的《咱家的“六六大顺”》从家庭生活中找到了亲情的美好，这是人类最日常却又是最不可或缺的一种情感，而他那调侃的笔调又洋溢出对生活的挚爱。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青年作者洪湖浪，他的小说和散文都具有一定的实验性，展现出对文学技巧的“寻找”和思索。 
    无论是对“内心湿地”的寻找，还是对写作技巧的探寻，长安的作者们都呈现出一种集体性的努力，即永远不满足于对现实生存的临摹和书写，为内心的理想和精神的自由寻找更为广阔的绿地。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精神，也是长安的文学创作最为可贵之处。（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