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走访郭沫若

　　1966年10月的一天，当时在北京工作的我，到母校北大看大字报，在中文系任教的同窗好友、现任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的陈铁民对我说：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一个派要求“新北大”中文系文化革命委员会与他们合作批田汉，找郭沫若了解田汉的材料，“新北大文革”叫他去办此事。田汉不久前在中国作协后院挨过斗，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被指派以批田名义走访郭沫若，倒不是真想去搞田汉的什么罪行材料，而是应付一下差使，同时也可借此了解已与外界隔绝的郭老的情况。毛主席已派解放军保护郭老，一般不见外人，但他已拿到中国作协出具的证明，估计郭会接受走访。他问我愿不愿同他一起去。我当然愿意去陪访的。走访一行四人，除我和陈外，还有两位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这两位是很温和的红卫兵。 

　　在前海西街18号郭老寓所门口，我们把中国作协的证明递进大门上开的一个小口，门内的解放军接受后叫我们等候。我们站在门口，等了足有半小时，门开了，解放军请我们进去。郭老已在门内不远的一个小间内等着，隔壁就是解放军的值班房。 

　　谈话是在一张长沙发上进行的，我们和郭老挨坐在一起。郭老带上助听器，这表示谈话可以开始了。大概郭老见我和陈书生模样，两位红卫兵也一脸善相，所以面带微笑，神态颇为安详。即使这样，为让他放心，我们还是预先对他声明：“今天您的谈话，我们不向外界宣传。”所谓“外界”，是指红卫兵。 

　　我们问郭老对田汉的印象，郭老说两件事，都是生活小事。第一件是：“1920年春天，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留学的田汉到福冈来看望我，当时我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就读。我留他住了几天，陪他玩了几个地方，事后他却对别人说：‘乘兴而往，扫兴而归，见面不如不见’。”第二件是：“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我和田汉坐在台下前排听他们演讲，田汉打瞌睡，我碰了他一下提醒他注意影响，田汉睁眼对我大发脾气：‘你有什么了不起！爬得高，跌得重！’”这两件小事，大概连郭老心里也清楚，是上不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的。 

　　当问及对田汉《关汉卿》的看法时，郭老显得有点紧张，因为《关汉卿》当时已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他说：“这是戏。”又指指自己耳朵说：“我耳聋，听不见。”说自己不了解《关汉卿》，这显然是郭老的违心话。田汉《关汉卿·代跋》中所引的郭老致田汉的信中，明明这样写着：“我一口气把你的《关汉卿》读了，写得很成功。关汉卿有知，他一定会感激你……”我们理解并同情一代文豪在此时此际的心态。几个月前，他在人大常委会上说自己的书没有一点价值，应该全部烧掉，这种违心话里有几多无奈的痛苦！而且北大已经铺天盖地贴出过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要是没有毛主席保护，他早已被红卫兵“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记得粉碎“四人帮”后郭老在答一位文学界人士问时，曾说自己比不上歌德，歌德爱真实，而自己有时被迫违心（大意如此）。恐怕他所说的违心，也包括与我们的这次谈话在内。 

　　我们问及田汉参加创造社的事，郭老不提自己如何动员田汉入创造社，只说“这事要问李初梨同志”。当我们告诉他王府井已贴满了批判李初梨的大字报，郭老愕然无语。 

　　这时，门外街上有红卫兵的卡车开过，听得见车上红卫兵高喊着的战斗口号。郭老听到后突然变了神色，中断了谈话，下意识地一颗一颗解开又扣上自己中山装上的衣扣。我们交换眼色后认定，关于田汉的话题不能再进行下去了，这无异于对郭老的精神折磨。　　当我们转入询问郭老身体呀什么的话题时，郭老如释重负，我们也如释重负。他告诉我们：他比毛主席大一岁，毛主席曾在天安门城楼问他是否游泳，他说不会游泳，只打打乒乓。谈到自己早年留日生活，郭老自负地带点开玩笑口气说：“我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我学校的名气比鲁迅的那个学校大得多。”他说：“我学的是小儿科。”我们问他为什么学小儿科，郭老诙谐地回答：“大人生病，活该！小儿生病不会说，可怜！”我们问他现在还能不能看病，他指着我（我坐在他贴身）：“你怕不怕死？不怕死，我替你治病。”我们大笑，郭老也笑了。走访就在笑声中结束。在“文革”时期，郭老能这样笑，是极为难得的。（摘自2001年5月25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