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所描述的这个湘西美好的理想社会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在民族性与现代性冲突下，对当时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冲击。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辨证关系。一方面，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经济与政治力量的产物，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民族获得财富、权力和国际认同的社会单位。现代性和民族性携手共近。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张力，即格尔兹所说的“寻求认同”（Search for identity）与“要求进步”（demand for progress）之间的张力：前者回朔历史和过去，后者瞻望未来（1）。这种张力在中国的近代发展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从整体上来看，为争取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斗争（以及两者之间的斗争）往往是发生在城市中。在任何社会中，城市都是现代化的中心。在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的话语中，“现代”城市总是和“落后的”乡村相对应的（2）。但是当大多数作者在为中国现代性进程表示赞扬的同时，沈从文作为一个从湘西乡下到大城市中，带有强烈乡土情怀的作者，却表达了一种对中国现代性进程里，城市所带来的一些弊端和问题的批判。当然沈从文的人生背景让沈从文不可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现代性进程中所带来的问题。他是从人性道德的角度来切入都市生活，以“乡下人”的眼光观察上流社会的种种病态。
在《边城》中，沈从文营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现代城市的景观。在其他作家笔下与城市相对应的“落后的”乡村，在沈从文的笔下却成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形象。这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的社会形象。对应于城市的断裂，乡村的连续性和和睦的人际关系，对沈从文是一种深层的吸引。按照加拿大学者因尼斯的传播媒介理论中提出的倾向性问题，推照出的倾向性社会类型，即时间倾向性社会与空间倾向性社会。正如詹姆士．凯利所说：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时间意味着神圣的、道德的、历史的；空间则是现在，是未来的，是技术的、世俗的。而对应于中国社会，时间倾向性社会就是古代社会的农业社会，而空间倾向性社会就是现代社会的形态。
当1840年西方用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社会以时间倾向性为主的社会之后，现代西方社会的传媒包括报纸、杂志、火车、电报、飞机……等出现在中国，空间倾向性的社会渐渐代替了时间倾向性社会。但同时，由于报纸、杂志、火车、电报、飞机……等现代媒介却是从西方传入的，与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没有半点联系。于是造成的断裂，以及解决这个断裂几乎成为中国现代性的最重要的课题。
同时，近代中国救亡的重要背景使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迎合着对西方文明。迎合着空间倾向性社会的到来。但是沈从文却是例外的一个。他对现代性的社会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他从道德、人性的角度对现代性以来的中国进行了批判。而《边城》更是他对中国现代性带来的弊端和问题的批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沈从文营造了一个他记忆中非常理想的社会建构。在《边城》中所营造的沈从文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仅仅从水路和山路与外界联系的较为封闭的社会。在湘西的一个小山村中的和睦的人际关系。就连最有权力的一家人——船总顺顺家——也是理想的，他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爷爷作为一个公家的摆渡者，也不贪一点小财，即使有人过意不去给一点钱，“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3）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一切都是淡淡的，又是那样和谐与静美，是抒情诗。沈从文并不将复杂的社会问题展现在人们面前，而是一种简单，简单到了很多人物都是扁平的，他只是用写意的笔法来将东方审美理想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边城》中的人物性格都单纯到了极至也便成了一种净化之美。
当然，其实沈从文也明白自己的想象中的理想社会在中国为了救亡而进行的现代性进程中，他所理想的社会形态，是多么的不可能，仅仅是一个乌托邦而已。所以，在最后他安排了一个带有淡淡的哀伤的结局，带有一定的悲剧意味。“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样的结局是一个必然，因为沈从文显然对经受了现代洗礼的城市缺乏认同感，对于这个离开乡村，到乡村这个封闭空间外的城市中去的年轻人也一定会受到城市的影响。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不过，正如很多人说的一样，《边城》最重要的还是展现了人性的美好的一面。他是塑造了一个人性的殿堂，不过也应该看到这个人性殿堂中所带有的一种淡淡的悲剧氛围，这应该是他的湘西乡村情节与都市现代性对话所产生的一种合题。
[ 注释 ]
（1）（2）、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第520页，周锡瑞：《中国城市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
（3）、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第363页，沈从文：《边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
[ 参考书目 ]
（1）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
（2）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版；
（3）石义彬：《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