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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在各个朝代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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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典制的同时把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理学、心学的空谈而不务实：“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谈孔孟，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对孔子论政论学的根本要义完全不问，一味地讲心性。随着清朝稳定，复明无望，儒家们开始做基础的研究，结果成盛极一时的专重训诂名物的汉学，避开了朱熹的理学，也就等于避开了《论语》。
到乾隆嘉庆时代，一方面因为有朝廷尊朱熹，一方面有取媚于朝廷的文人奉朱熹为正学，又有清廷的文字狱，很多文人只能改做经学，在故纸堆里争意气。虽然很重视“学以致用”，但实际上他们的考证越深入，与现实的政治文化相隔的越远。也有今文学的重倡者，专求微言大义，提出了“张三世”、“通三统”、“受命改制”等一些被认为很怪异的议论。道光年间，今文学日盛，龚自珍、魏源是其中的著名人物，龚自珍通《公羊春秋》，但他所作《古史钩沉论》已经不像清初儒家那样因循古史，而有了阐发民权的议论，他对清末的学者影响很大，梁启超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而魏源除了辨伪书，作《海国图志》，鼓励了目光向外的姿态。
实际上，宋明理学已经深入在社会的细密机理中，儒家的案头努力并没有改变现实中的文化状态，即使在儒生中也有桐城一派儒生重倡古文学，以儒学道统自任，为宋学辩护。曾国藩的为文也尊桐城一派，在朝在野他都是儒家道德模范的形象。
清末康有为，从广东大儒次琦学习六年，那个时候，西学开始进入中国，他买来江南制造局和教会所翻译的各种西学著作，那些书还都只是最浅显的普及书籍，或工艺医学等书，完全没有政治哲学的书，但梁启超说康有为“别有会悟，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
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表面上是辨伪书，实则他已经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变法动员。从汉朝以来，经学就有今文古文之不同，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解释方向。康有为说，今文学所依的《公羊春秋》等五经版本都是孔子的真经，经孔子７０多弟子后学们口说传授，虽然后来有些窜乱，但大致是可信的；而东汉以刘歆为主力的古文经学所依赖的《左氏春秋》等五经版本全部都是刘歆伪撰或篡改的，刘歆所为是为了协助王莽篡汉，所以要掩盖孔子的微言大义。他说：两千年岁月时日，聚千百万士子问学，统二十朝制度，却都是奉伪经为圣法，竟没有一人敢违抗，没有一人敢怀疑，把孔子托古改制的圣法完全弃之一边了。所以“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著”。而刘歆所说今文不可信的理由，是说秦始皇已经把后世所传的六经烧毁了。康有为辩驳说：秦始皇烧的是民间流传的书，博士职业所用的书百家自存，因为秦皇焚书是想“愚民而自智，非欲自愚”。所以他说，秦皇尽烧六经完全是刘歆造的谣言，他为了作伪书，又听说有秦皇焚书一事，就“一举而归之”。康有为这一番改写历史的辨伪实际上是在为他以后要说的话铺路。
光绪末年，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说，尧舜只是孔子所托之古，真实的六经都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不仅是孔子，在康有为的诠释中，先秦诸子的学说全部都是托古改制之说，老子托黄帝，墨子托大禹。孔子作《春秋》寓有改制的微言大义，《春秋》所说的不过是“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治”，而三世、三统的说法就是以进化之理，解释制度的演变。他的《大同书》的书名也是引申《礼运》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的大同说，《春秋》中的太平世就是《礼运》里的大同，就是孔子的理想社会。康有为说，子游听受了孔子的微言，往后传到了孟子，微言所指就是理想的太平、大同，而子夏听受了孔子的大义，后传到荀子，所谓大义指的是升平世、小康社会。
他几乎把孔子比作了基督，“孔教”之说就是起于康有为，变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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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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