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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在各个朝代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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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七十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教士大夫，祸隐而不见”。战国韩非说，后来“儒分为八”，分别是子张、子思、颜回、孟子、漆雕氏、仲梁氏、荀子、乐正氏。民初杨幼炯考：根据《论语》里提到的“十哲”，这八个人应该分别来自孔子的八个好学生，其中曾子和有子是最有影响力的学生，孟子来自曾子之学，荀子来自有子之学。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孔子弟子77人的姓名，在《论语》中出现只有２９个，从中得见，这些学生在当时就有同门不合的言论，子张就看不上曾参每天三省、战战兢兢的做派，漆雕氏是孔门中的武侠派自有理想，子张和漆雕氏的学说早不传世，“儒分为八”中也就没有被当作孔门正传。这也许与《论语》编纂者是曾参弟子的公案有关。
八儒中，在战国时荀子的思想地位其实高于孟轲，荀子强调了儒学里实用的入世倾向，而孟子开发了心性的伦理观念。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对子思、孟轲的心性说不以为然，指责他们：没有理解孔子，只学得了一些零碎的知识。所鼓吹的五常，被世上的糊涂人不知真相地往下传，这是子思和孟轲的罪啊。荀子认为：孔子的思想成体系，言行一致，孔子主讲仁，有时仁和智并讲，偶尔也讲勇，从没有把仁义理智信平行而论，义和理是从仁和智延伸出来的，被孟子搞成并列关系，就叫做“不伦不类”。
战国时代，儒家只是百家之一，在后代的儒家传记里，孟子、荀子并没有被纪录为儒，还属百家诸子。但是孟子１０００多年后，从八家之中脱离出来在元朝被奉为与孔子并称的亚圣人。
《论语》与《孝经》并列 传闻两汉儒家多有对《论语》的注释，但基本都失传了，最早有郑玄的注释还留有一些残卷，最有名的是何晏的《论语集注》。而后，代有人注。因为《论语》是孔子在教人六艺时的言论辑录，所以它具有阐释性，西汉时《论语》、《孝经》并列为小学，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到东汉时立为经书。
汉初的儒者很少有纯儒，如陆贾在《汉书》里被列为儒家，他有关历史的言论很近于荀子，但他言论政治又与老子近似。从叔孙通为汉朝定制了一套礼仪制度，董仲舒以阴阳家言糅合于儒学，汉代儒学向实用政治接近。
《史记·董仲舒传》记：前１３４年，汉武帝问策，董仲舒答：《春秋》是天地之常经，可是朝廷是以别的道为样板，人们的言论思想各种各样，国家不断调整政策，臣民都不知该怎么应对，所以，他提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样制度统一，法度清楚，臣民才知道遵守什么。
先秦儒，认定人不是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所以讲伦常秩序。从血缘上最近的人际推广到君臣朋友，所以讲制度。但是汉儒没有利用荀子的政治理论，却发挥阴阳五行来讲五经，因为孔子有天道人道之说，董仲舒的基本概念也是“天”，但他论证天君王是受命于天，所以是天子，天子要以天为法，这是天子该尽的孝道。国家行事如不合天意，天就会显出灾害来警告：君王对臣子没有礼法，夏天就会多暴风；如果君王的旨意不能被执行，秋天就多霹雳；如果君王视听不明，秋天就多闪电，春天和夏天就暴雨不断；如果君王的心胸不宽阔，秋天就多雷。所谓天人感应。因为天是不会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汉武帝问策的时候，他对策说的道就是仁义礼智信，所谓五常之道。因为他讲阴阳，又把此对应于人事，“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于诸阴阳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王道之三纲。三纲五常，由天推理出来。
六艺中，《乐》没有经书传下，其他五经被奉为国家经典，立五经博士传授，汉儒根据五经为汉朝制定法制，所以“孔子为汉制法”，而且这一制度一直为后世仿效。
儒学的经书在汉武帝推崇下成为国家经典，为学人所必修，从此以后，直到康有为，凡著书立说，如果要取信于人，无不以五经为名。司马迁修史自序中道：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年，有能继承孔子正《易传》，继《春秋》的，就是我了。“小子何敢让焉。”从这豪言中大概能看出，司马迁也是要继承孔子大业。《史记》之后的中国历史都本着这个传统，表面写世事兴亡，荣辱得失，其实是写治国安邦之道，甚至天命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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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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