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生挫折与精神升华
    屈原经历过“甚任”——“怒而疏”——“绌”——“放流”——“行吟”——“自沉”如此曲折复杂的悲剧人生过程，这种灾难性的经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乃是别人难以代替的精神拥有。当这样一个才华卓绝的诗人从政治社会的中心，被无规则可言的力量弹射到政治社会的遥远的边缘的时候，他把惟一的精神拥有——一颗滴着血的心，献上诗的祭坛。
    当他遭疏受绌而离开政治社会中心，却尚处于不甚遥远的边缘地带之时，他曾经开展过一个不无雄心的“滋兰树蕙工程”，培养自己政治路线的人才基础。
    屈原的滋兰树蕙，看似是雅趣悠然的花农经营，但从用字的呼应而言，他实际上想重振春秋到战国前期、即楚国上升期的人才规模和发展势头。他对此番事业是充满期待的。然而不是自己的能力不够，导致众芳的“萎绝”，而是国家的人才导向的偏差，造成众芳的内在变质和“芜秽”。人才的异化变质，与统治者不听劝告则宠“秽”相关联。
    精心筹措的人才计划的崩溃，从根本上破坏了屈原东山再起的历史环境，使他陷入了与环境相对抗的孤独的“伤”与“哀”。其伤其哀之浩大，竟然改变了“香草喻”的句式组合结构。在前述的“比——赋——比——赋”组合中，基本上是两句一转的，其结构形态也就是“比(2)——赋(2)——比(2)——赋(2)”。到了这里，句式结合陡然一变，变成八句一转，成为“比(8)——赋(8)”的组合。
    育才事业的崩溃及其导致的精神危机，形成了动荡不已的感情激流，冲击着和重构着《离骚》的美学机制。前面既已把“比(2)——赋(2)”的句式组合变成“比(8)——赋(8)”，这就变得极其自由奔放，一发难以收拾。随之而来的是“比(2)——赋(2)——比(4)——赋(4)”的不统一规范的句式组合。
    诗人别开生面地创造了自然现象连同时间次序也人情化、或人文化的艺术手法，草木解情，随人开谢，其哀伤之处已足以感动天地了。出格的艺术手法出现在出格的句式组合之间，绝不是偶然的。
    句式组合的变动和艺术手法的创新，深化了精神悲剧意义的发掘。随之的诗句中。连续出现了三个“死”字。《离骚》对死亡意识作出了新的诠释，它选择死亡作为一个极点，来证明生命的价值，包括证明生命之清白、高洁，以及追求之不同凡响。生命之可贵为死亡所证明，死亡意识也就成了悲剧形态的生命意识。
    应该看到，这种死亡意识不仅为了证明具有独立品格的个体生命，而且蕴含着为民请命的深刻意义。《离骚》对“民生”、“民心”、“民德”的重视，在先秦民本思想中应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其民本思想是以生命作为抵质，从而赋予死亡意识以深刻的社会内涵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意识“解放”了诗人的思想，从而也使他的香草喻进入了更加从容自若的境界，而且是带有“精神家园”意味的境界。
    死亡意识的洗礼，使诗人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或某种精神再生。他选择了污浊政治之外的一片干净土。精神上的解放，使香草喻的句式组合经过一番变动之后，又返回“比(2)——赋(2)——比(2)——赋(2)——比(2)——赋(2)”的正常状态，以句式转换的正常有度来表现精神上的从容不迫。芳草喻往往是随着前置的动词的变化，而产生内涵和方式的变化的。当诗人未经忧患而注重品德修养时，他使用的动词是扈(披)、纫、搴(攀)、揽，带有向外采纳的性质，采纳以滋养自己的品德。已受挫折转而培育贤才时，他使用的动词是滋、树、畦、杂，带有由内施予的性质，施予所育的才士以自己同样的芬芳。如今他备受磨难而追求返回自我之本性的时候，使用的是制、集、高、长一类动词，这些动词的使用已经使香草喻和诗人自我浑然一体了。因此他相信自己情操高洁芬芳，明洁的本质未尝亏损，既然是花香玉润相交融，又岂在乎别人说短道长?诗人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已获得了短暂的自足感。
    六、自我裂变与戏剧性诗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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