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在1999年年底宣布了2000年9月入学的高中学生不再使用沿用20年的现行语文教材，允许各学校自主选择新教材。2000年年初又宣布，从今年9月1日起，我国初中和小学起始年级的学生使用修订后的语、数、外新教材。
这一系列的举动，实际上将今后教育的发展趋势、要求披露得淋漓尽致。
正因为如此，北京四中语文特级教师顾德希先生将这20多年高考作文规律归纳为：
“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教育界在高考作文题目方面做了很多探索。第一阶段是探讨‘听、说、读、写’基本能力的实际应用，像1978年作文题目考缩写，1979年考改写，都反映了当时的针对实际工作、生活需要的认识。但考缩写、改写也有问题，答卷基本上千文一面，要区别谁写得更好难度更大，这是始料不及的。”
“第二阶段是为便于考生个性发挥，恢复给材料命题作文。如1980年的《画蛋》有感，1982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这对应试教育中的猜题、压题、背范文是很有‘打击’效果的。但带来的新问题是考试评分误差大，这个问题到80年代中期尤为突出，同一份作文在全国各考点以可从一类文落到四类文。当时语文教育工作者反复考虑的问题是：1、怎样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创造力，让他们写作文有话可说；2、怎样减轻学生负担，不在审题上设置障碍，以利于学科改革；3、如何控制评分误差，以利于公平选拔人才。1988年还专门成立了控制评分误差课题组，我也参加了这个课题组，当时做过各种试验，但都不太成功。”
“第三阶段是90年代后进一步控制评分误差，作文变成一大一小两篇，短作文考查语文能力，长作文考查综合能力。但因时间紧，很多学生发挥不出自己的实力。”
“第四阶段应该从今年算起，重新恢复一篇大作文的考查办法。这是借鉴第二、三阶段的经验，对学生的限制很少，作文时间充裕，便于发挥学生创造力。而前面考查遣词造句能力的3个小题是2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它可以使大作文偏差很少。”
我们从历年高考的作文可以看出一个趋势，就是高考作文的命题者给考生的限制越来越少，力图给考生越来越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充分展示他们的能力和才华。
但就在专家、学者对高考作文题目作如此评价的今天，不少人对传统的阅卷方式仍然忧心忡忡。大家认为，虽然作文考察的是考生的综合素质，但最终难免要用分数来衡量；尽管作文题目给考生的发挥空间越来越大，但传统的阅卷方式又使之局限在一个套路里：议论文论点一定要在文章开头，一目了然，便于阅卷，容易得分等等，以至于很多有想法的考生不敢在高考时创造，只能按部就班写一篇尽量能多得分的作文。
从“3+X”试点方案，到高考作文题目的规律，有一点是共同的、突出的：鼓励考生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才华，展示自己独有的能力，并尽可能利用有效的形式来进行考察。但是，高考作文题目与阅卷是一对矛盾，题目要求给考生更大的空间、更大的自由，而阅卷则是空间越大，可比性越小；自由越多，越难把握。那么如何解决这对矛盾呢？高考作文又如何发展呢？
二、关于高考语文试题的争论及趋势推测
自1997年年末肇始，整个中国的舆论界对中学语文教育投以了极大的关注，各种媒体纷纷采取各种形式予以评说、指摘、批判。
随着语文教学讨论的逐步深入，我们似乎逐渐形成一个共识：高考语文标准化考试是产生当前语文教育诸多弊端的症结所在。它捆住了广大语文教师的手脚，窒息了语文教学的生机，也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发展，使语文教学越来越走入死胡同。
于是，人们对语文教学的议论又转到了高考语文标准化试题上。
1999年4月26日《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三位大学教授评1998年语文高考试卷》，其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对标准化试题给予了激烈的抨击。他说：我们今天高考的弊端与暴露的教育危机，并不在于对知识、能力的训练本身，而是我们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极端。一方面知识、能力的训练陷入了繁琐哲学，另一方面又忽略、排除了作为教育的根本的对人的心灵、智慧的开发，对人的性格的陶冶，人格与个性的教育，独立、自主精神的养成，甚至有可能走向窒息与控制受教育者的心灵的反面……
在语文教学模式的讨论中，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大学教授与中学教师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差异。大学教授重在理论、远景，中学教师重在实际，重在操作。大学教授为了人的发展、提高，中学教师则为了学生的出路、升学，出路、升学是发展的前提。
在对语文教学、高考语文试题的争论、评说的同时，一些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也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改革与探索。一些教师把语文教学改为“能力语文”、“报摘语文”、“自由语文”，语文课就是指导学生自由阅读各类文章、进行说不出文体的文章的写作，让学生自由学习、自由发挥。如深圳中学语文教师薛安康，语文教学“重在训练学生的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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