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人，是那个时代一部分小市民的典型形象。看清了这两个人的本质，不仅对结合课文细节分析人物形象有帮助，对体会小说主旨也很有帮助。
四、作业
找几个对明太太、明先生讽刺意味较强的句子，体会小说的语言特色。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
一、理清杨家夫妇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多方位性格。
二、通过回顾情节，回顾人物形象，分析文章主题。
三、通过分析人物心理微妙变化，体会作者描写人物的方法。
［教学内容与步骤］
一、分析杨家夫妇人物形象
（一）“小孩偷葡萄”事件中，杨先生与杨太太的比较。
讨论，明确：
他们属于不同于明家夫妇的另一个市民阶层，小知识分子阶层，受过教育，但是也为此所苦。
“杨先生是最新式的中国人，处处要用礼貌表示出自己所受过的教育”，因为把“受教育”看得极为重要，他显得幼稚、天真：“小孩偷葡萄”事件中，他的天真表现为“他似乎想到明家夫妇要是受过教育的，自然会自动的过来道歉”；太太受气后，他的天真表现为“还想象到明先生见了信，受了感动，亲自来道歉”。在现实面前，这些一厢情愿的想法很快被证明是空想，他受的“教育”被证明是失败的。面对退回来的信，天真的他顿时束手无策，想打架又觉得不符合他的身份，只能泄愤在语言上，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典型的“精神胜利法”。
杨太太固然也是受过教育的，但是跟杨先生比起来，还多点勇气，她毕竟决定登门找明太太，虽然“抱着客客气气的态度去，并且不想吵嘴打架”。当然结果相同，面对现实，她也同样无能为力。
（二）“送错信”事件中，杨先生言行、心理和上个事件有什么不同？
讨论，明确：
不同于“小孩偷葡萄”事件中一味的天真，挫败，这一次，因为偶然的错误，杨先生掌握了一封对明先生不利的信，让明先生坐卧不安的信，想要又不便开口的信，于是，开始总是处于“失败”位置的他，处境有了些许变化，他的心理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刚拿到送错的信，他叫老妈子给明家送去；明太太拒收后，“他决定给外加一个信封，改上门牌号数，第二天早上扔在邮筒里；他还得赔上二分邮票，他倒笑了”。分析这一表现，我们当然得承认，受过教育的杨先生自有一份善良，他首先没有想到拿信报复；但深层挖掘，与其说他善良，不如说他想显示“受过教育”带给他的高姿态，从而获得极大的自我满足感。
想过拆开想过扣下，对于明先生这混蛋，他也想做点不光明正大的事情，可见他不是没有阴暗的心理，内心不是没有仇恨的种子，但又打了个如意算盘“他第二天早晨还是把那封送错的信发出去。而且把自己寄的那封劝告明家管束孩子的信也发了；到底叫明混蛋看看读书的人是怎样的客气与和蔼；他不希望明先生悔过，只教他明白过来教书的人是君子就够了”。从某种意义来看，杨先生的教养有很强的作秀成分，他不仅仅把他的“教养”“君子作风”演给别人看，同时也是一种顾影自怜，在自我欣赏中展现自我价值，得到心理满足。
（三）体会杨家夫妇在小说中的作用。
讨论，明确：
杨家夫妇在小说中处于配角地位，但是是题目“邻居们”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与明家夫妇相映成趣，也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内涵。
作者对杨先生也有一些讽刺，但是笔法没有那么辛辣、尖刻，基本属于善意嘲笑。这种嘲笑基于杨先生所受教育的局限，使他不切实际，耽于幻想，胆小谨慎。但作者独创之处在于结尾处写出了他扔砖头的野蛮一面，这说明作者刻画的人物性格不是平板单调的，也不是静态凝固的，随着情节发展，人物性格有超越读者想象的变化，让人惊喜；而这种暴力行为看似和前边判若两人，但是细细想来，合情合理，被逼急的“好人”身上也会迸发出“野蛮”成分。
二、分析文章主题
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作家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思想型的作家，对现实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有哲学和历史的背景，思想尖锐、往往超前，如鲁迅。另一种是文化型的作家，如老舍，他能够用自己一生来表现一个社会，一个人间世态。老舍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现北京市民社会，表现出一副独特的图画，世态能听到，人物能看到，人的生活样式可以触摸到。文化型的伟大的小说家，一要表现世态，二要丰厚，不能薄薄的，一看就明白了。表现世态与丰厚要使读者创造性的阅读，创造性的阐释有种无限的可能。
北京的市民社会是顺古代的市民社会接下来的（上海算是跳接，因为它把外国的市民社会移植过来以后，和中国的文化发生关系，或撞击或变形）。因为明代、清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已经形成很大了，一位美国城市专家甚至说，在1800年以前，北京是世界第一大城市。总之，北京的市民社会从封建社会过渡过来，早已有之，而老舍作为北京作家，关注市民文化，他关注的，觉得亲切的，自然是这种带有强烈传统文化气息的市民文化。
北京原本做首都，是皇宫所在，有皇家之气，这个城市里的市民应该比较传统、大气；可是后来北京沦为废都，老派市民遗留了下来，精华糟粕并存，形成了北京市民阶层的特点。但是到20世纪，市民现代化进程开始，新老混杂，古老的思想新式的派头混杂，就有了撞击。老舍从小生活在大杂院，习惯看老派市民（咂摸其滋味，抨击其缺点，都驾轻就熟），新派市民看得少，他也看不惯；而他倾尽毕生的力量，着力于表现中下层市民的生活——他站在一定高度，观照、批判这个新老并存、时有错位的市民社会，对它寄托自己的理想。
关于新老市民，大家稍微看过老舍作品就知道，老舍的作品多是反映老派市民，新的比较少。反映老派的通常呈现不好的一面，如明先生夫妇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先生保守、自傲，太太多心、多疑，这些都是传统中国市民身上的劣根性体现，对此老舍不吝惜笔墨，大力讽刺；新派市民身上很多特点也是很可笑的，例如杨先生的天真幼稚，还有他无力报仇时只得用语言泄愤，充当“行动的矮子”，这也是精神虚弱的体现，也遭到了老舍善意的嘲笑。老派和新派市民面对现代社会所显示的精神弱点，也就是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所在。国民性是什么？培养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要有很高的素质，国民性本来应当是说成为一个理想的国民应当什么样，但在民族文化自我反省的年代，老舍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不得不剖析国民性中的毛病，民族的劣根性，以期找到和世界优秀公民间的差距，寻找改善的良方。
例如借《离婚》，老舍想告诉我们，在北京这个市民社会里，大部分人的生活就是妥协敷衍，能混一天过一天，这是一个老得要掉牙的市民社会，他要批判它。《二马》里的老马先生是个老派市民，虽然从北京到了英国，但还是特别讲面子，特别讲虚礼：什么都得有礼，这个送那个送，人家有条狗也送；送了一大气礼，别人就回他一张片子。他还轻视经商，有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北京城都被日本人占领了，他想的是：“我的八十岁大寿别给搅和了。”《正红旗下》那些旗人，都已经破产了，过小年背了一屁股债，家里空荡荡什么都没有，照样借钱去买炮仗来放，鸟养得好，风筝做得好，玩儿的东西都特别精明，放炮仗都放出花来了。包括《邻居们》，杨先生一家是知识分子，明先生一家是洋买办，知识分子被欺负，被小孩儿欺负，欺负到很过分了，但知识分子还能忍着——老舍想以此说明这个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