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传赞部分，作者追溯了刘邦很遥远的家族史，是因为作者并没有将这两者视为一个毫无关系的存在，恰恰相反，他们是存在着，而且关系似乎还很紧密。刘邦不是一个怪物，他不是孤零零的存在着的，他是与他的家庭、他的时代，他的家族历史是密切相关的。作者对刘邦家族祖先的追溯，其用意在告诉人们，每一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历史的结果，而与身份是否卑微毫无关系。
刘邦的复杂性正在这里。他不仅是平民的儿子，他还是一根强大历史链条上的一环。他找到了那根链条，都是由于时代的原因。所以，我们见到了刘邦对其父亲的赞许之辞——“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被坚执锐，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其实这并不是纯然的虚假之辞。刘邦并没有蔑视他的身份和血缘关系。
对刘邦家族史的追认，还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刘邦进入历史的许可证，而刘邦所建立的王朝也因为这一许可证而获得了历史“承认”：他依旧是高贵的，神圣的。可以说刘邦是他祖先的一个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于是汉朝获得了法统上的确认。如果不对此进行一番确认，那么，仅仅因为无赖、欺诈而进入历史，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毕竟，历史不能面对一个依靠纯属偶然来解释的尴尬。
所以，刘邦不是一个简单的英雄，为其合法性证明，是一个涉及到汉朝合法性证明的严肃问题。刘邦起于细民，肯定有很多不上高雅的举动，但是，解释历史，需要不需要这些呢？历史需要细节，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细节呢？如果说一个很流氓的人能够当上皇帝，这将给历史怎样的启示录呢？这些都是摆在史家面前的难题。另外，还有其历史尴尬的是，如果刘邦是一个流氓，那将如何解释汉朝的雄风与境界的阔大呢？这些其实都涉及到复杂的历史处理术。但是，史家所能够做的，也仅仅只有他用笔的倾向性和传赞部分的思想流露了。
那么，在刘邦的身上必有超乎常人的地方。那么那些地方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唤起了刘邦身上的帝王气息？面对追随自己而起的英雄豪杰，刘邦是如何处理和对待的？如何不走一条亡秦之路呢？这不仅是后世的人们思考的问题，更是刘邦当时就必须要紧迫思考的问题。
因此，“刘邦现象”不再是个人意义上的，而是历史与精神意义上的。每一个人必须是历史可解释的链条上的一部分。而单个的个体要获得意义就必须找到那根历史承袭的链条。虽然，这样会导致某种宿命论，但现实需要这种历史追认，甚至变得极为迫切。刘邦当他由秦朝的亭长变为乱世的沛公，再变为砀郡长，再变为汉王的时候，他实际上也逐渐地超脱了自身，逐渐地走进了需要谱写的历史之中。历史学家需要探究的是这种变化和他的心灵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刘邦建立祠庙，对自己“史前史”的追认，他在征战之中的种种表现，都一步步地越出了他作为狭隘意义上的自我，而具备了历史叙述的可能。所以历史不是简单地叙述帝王的历史。以帝王为序，是历史的需要。这点在《后汉书》里便看得更明显了。
关于刘邦的一些无赖的习气和种种恶劣的行为，在《汉书》中并不多见，固然有作者为帝王忌讳的意思，但是，当我们将视野阔大一点，将会看到，刘邦的习气其实是一种时代的病症，正如我们在项羽谋士范曾的口中所听到“竖子”之骂一样。所以，评价历史的时候，决不能将刘邦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来，作为特殊的个案处理。而后世人们对于这点的关注，恰恰是与史学不相干的。而后世在批评这种存在于刘邦身上的不健全的人格时，其实并不能站得比刘邦更高一点。
而对于历史家来说，究竟要将什么样的历史写进历史，究竟要告诉或教导时代什么呢？或者说，究竟要为一民族塑造什么样的精神人格呢？事实上，将历史人物身上的很多“小秘密”向世人敞开，后世的人们读了之后，是变得更好呢，还是相反？等等，这些都是不能不考虑的。让读者颇为失望的是，班固并没有依照当下的想法，而迁就于世俗，甚至在传记里，有意抹去了很多可以窥见人物阴暗的东西，为的是让人更好地将其当着可传递的教导和一代人的心灵史来阅读。
对于人们的一些心理，班固是知道的，因为他深受过类似的经历。这点在前面的《说明》里已经提及，这里不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