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中“黄帝”凡134见，出现频率不可谓不高。但是班固笔下的黄帝及其言行已经神化，对于黄帝事迹的解说也已经神学化，与司马迁所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8]，得自于民间所传诵，因而富于自然气息有明显的不同。
又如《汉书·郊祀志上》写道：“秦始皇帝既即位”，有人说，“夏得木德”，“草木鬯茂。”[9]也可以看作文明初期人与自然生态之关系的历史记载的片段遗存，但是这样的记载已经为浓重的五行学说的色彩所涂抹，历史的本色已经被掩盖了。
关于灾异史的记录：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二
对于以农耕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来说，自然灾异无疑形成对安定和发展的极大威胁。
《史记·六国年表》中秦史的部分有关灾异的记录，我们现在看到的有22例。远较周王朝和其它六国密集。[10]确实可以证实有的学者曾经提出的《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的说法。[11]其中5例涉及与生态形式相关的灾异，即秦躁公元年（前435）“六月雨雪”；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民大疫”；秦昭襄王九年（前298）“河、渭绝一日”；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地动，坏城”；秦始皇帝四年（前243）“蝗蔽天下”。对于最后一例，《史记·秦始皇本纪》写作：“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
此外，《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以及《十二诸侯年表》中又可见《六国年表》未记载的灾异。如《秦本纪》记载：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饥”；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桃冬花”。《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孝公十六年（前346）“桃李冬华”；秦悼武王三年（前 308）“渭水赤三日”；秦始皇帝七年（前240）“河鱼大上”；秦始皇帝九年（前238）“（四月）是月寒冻，有死者”；秦始皇帝十一年（前236） “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秦始皇帝十五年（前232）“地动”；秦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地动，……民大饥”；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前 226）“大雨雪，深二尺五寸”；秦始皇帝三十一年（前216）“米石千六百”。
所谓秦穆公十四年“秦饥”，《秦本纪》中有相应的记载：“（十三年）[12]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驇。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晋击缪公，缪公伤。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时秦地东至河。”“秦饥”在著名的“泛舟之役”之后，因“晋旱”而“饥”推想，“秦饥”很可能也是因为旱灾所导致。
至于所谓秦献公十六年“桃冬花”和秦孝公十六年“桃李冬华”，所记当为一事，年代之异，当有一误。
关于秦史的灾异记录，是《史记》包涵生态史记录因而具有特殊历史文献价值的证明。[13]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司马迁对灾异史的记录是相当重视的。当然，班固对秦史中的灾异，记载不如司马迁完整，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秦史本不是第一部断代史专著《汉书》记述的对象。此外，我们又应当注意到，班固《汉书》对于秦史灾异其实也并非完全未曾涉及。
例如，对于司马迁《史记》记录秦悼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一事，《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写道：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所谓“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事，未见于《史记》，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至于“渭水赤”的情状及原因，我们目前还不能明了。[14]《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中另一则有关记录，是：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
此事也未见于《史记》。
《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班固《汉书》的“志”，是司马迁《史记》之后的新创史书文体。其中有六篇“志”受到《史记》“书”的影响。而《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则皆为班固新创。[15]《汉书》的“志”，公认内容“博赡”[16]、“该富”[17]，有学者评论说，“超过了《史记》八书，可谓后来者居上。”[18]以往以为其“芜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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