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这种时候，除了周恩来走到毛泽东跟前谈工作，或是德高望重的朱德坐到两侧沙发上休息外，不仅我们工作人员，即便是领导干部亦很少从主席面前走来走去的晃悠。

　　就在这时，一个大约五十岁左右，中等个头，满头乌发，长方形脸盘，眉毛浓密的人，引起我格外的注意。他戴着棕色玳瑁边眼镜，穿着剪裁合体、熨烫得笔挺的深灰色中山装，看上去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双眼直视前方，不顾盼左右，不跟任何人打招呼，给人一种小人得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感觉。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有人告诉我，他就是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刚刚调来北京的“大笔杆子”、“中央文革小组”大红大紫的实力派人物张春桥。

　　这时，张春桥走到大殿中央大门口，正好挡住毛泽东的视线。他站在那里，用手抬了一下眼镜架，双臂交叉在胸前，目光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上参加###的、载歌载舞的百万群众和通过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他们或手执彩旗或捧着鲜花，向城楼上狂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张春桥好像也在大模大样地接受群众的欢呼。

　　此刻，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张春桥，已今非昔比，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位权势很大的人物。他平素颐指气使，动辄训人，不可一世。今天，我这个小大夫真是吃了豹子胆，竟敢同他较真儿。我那时虽已过不惑之年，但做起事来仍有点愣头愣脑的不计后果。因为一心只想着给周总理及早住医院治病，才斗胆向首长“进言”。心想，要是真的冒犯了张春桥，到时候叶老帅和汪东兴总会帮我说几句公道话。

　　张春桥平常少有笑容，这时板着的面孔拉得更长了。我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便见他呼吸急促，不停地吸烟，眼镜玻璃片后面的那对黑珠子瞪得溜圆，向外凸起。他终于发怒了，涨红着脸，用右手在茶几上使劲地一拍，站了起来，此刻失去了平常看来有点做作的“绅士”风度，这个在沪上呆久了的山东人，以略带一点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斥责道：“张医生，你不理解？你……怎么这样说话？啊？”

　　见他发这么大的脾气，我低着头，没有马上同他争辩。稍停片刻，待他消消气，我还是要将心里话说完。再说，让我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就得代表周恩来医疗组发言。我看了看叶帅和汪东兴，他们两位的脸上比较平静，我又“斗胆冲天”地发言了：“春桥同志，我是个医生，领导上把我派在总理身边做保健工作，我日夜随侍在侧，眼见着总理每次排尿时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实在着急，看不下去，心里有一种负疚感。因此，只希望中央尽早下决心让总理住院治疗。早治疗就痛苦少、危险小、康复快。总理也可以早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这件事主要是个时机的问题，我想您肯定是理解的。”

　　张春桥的怒气尚未完全消掉，他像是一下子被噎住了，只是狠狠地朝我干瞪眼，半晌没有吱声。

　　会议沉默了好一会儿，不知道是叶剑英还是汪东兴说：“你们不要急，你们的心情能理解，我们再研究一下。好吧，今天就这样吧。”大家才站起来握手告辞。

　　这件事，使我后怕了好长时间，周恩来故世后，我坚决要求调离中南海，得到了邓颖超大姐的理解和叶帅的帮助。此后，虽然我在解放军总医院挂名，实际是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进修。三〇一医院的领导和同仁们对我多方面的关照，迄今我依旧铭记在心。当然，那时候我并没有预料“四人帮”会这么快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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