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会议散会后，叶帅常在离开大会堂时找到我，他不说什么话，只是用力握一下我的手，或者轻轻地拍一下肩膀便走开了。
这种时候，尽管叶老帅没有同我说一句话，但我仍很激动，心里总觉得热乎乎的。这是老帅出自内心的对周恩来的真情啊。因为在周恩来挨整的日子里，叶帅也“沾了光”——批评他“军委不议军！”他在会议上也没有少挨批。
还有纪登奎同志，他也常主动关心总理的健康状况，见面时会悄悄地问一句：“怎么样？还好吧？你们辛苦了。”
这几位中央领导人，对周恩来的病情格外关心。在那样严峻的政治环境下，能主动表示对总理健康情况的关心，就很不简单了。一般的人，起码也得同你保持距离。
另外，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在周恩来挨整时，明显地表露出对总理的同情，对江青等人的愤恨以及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在周恩来逝世后，遗体安放在水晶棺里，从北京医院送到了八宝山公墓，当火化工人要将总理的遗体送进火化炉的时候，也就是这些曾经为周恩来长期服务过的大会堂工作人员、医生及护士……他们真像“疯”了似的，扑到水晶棺前哭得死去活来，护着棺盖不让火化工人接近水晶棺。其情景可撼日月。
春天本是大自然生机勃发、阳光灿烂、万紫千红的好时光。
可是，1974年的春天，对于周恩来说来仍是春寒料峭，日子非常严峻。年前，江青一伙整周恩来未能得手，他们如何能罢休？此时，他们又发起了“春季攻势”。
“一·二五”大会“四人帮”向周恩来发难；江青要罢田维新的官；她当众指责叶剑英农历新春伊始，江青一伙以批判林彪为借口，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一个恶名昭著的“批林批孔”大会，后来人们称之为“一·二五”万人大会。此会名为“批林批孔”实是“批周公”。当时，中央与国务院各系统的批林大会本该由周恩来召开并主持会议。可是蓄谋已久的江青一伙对周恩来搞了一个突然袭击。
那天下午三点多钟，在周恩来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形下，他们设下了圈套，通知周恩来去首都体育馆参加会议。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一到会场，首先作自我检讨说：
“军队的同志(张春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批林’问题上先走了一步，春桥同志昨天在京西宾馆已主持召开了大会。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走晚了一步……”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江青、张春桥及其追随者立即篡夺了会议主持权。他们大声吼叫：“我们就是要搞斗争哲学”，“我们就是要斗、斗、斗……”他们嘴巴紧贴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吼着、扩音器音量开得又大，发出阵阵刺耳的尖叫声，令人耳膜胀痛。他们在一片狂叫声中不乏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我同其他领导人的随员坐在主席台背后休息室里，听到扩音器里传来疯狂的喊叫声，令我毛骨悚然。
我的妈呀！这林彪摔死只有两年多，中央与国务院各部委刚刚撤销“军管会”，恢复与建立部长及部党组领导体制，全国形势才出现一点稳定的苗头，难道“文化大革命”这出悲剧还要越演越烈？
江青不时地站起来传达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姚文元也少不了插上几句应声虫似的话。会场上，那一男一女两个响当当的造反派依仗着江青等作后台，以为尚方宝剑在手，仗势欺人、目空一切。他们在训人时，气势汹汹，大喊大叫，在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的情况下，竟然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等几个领导人。他们张狂至极，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形势咄咄逼人，充满了火药味。
继“一·二五”大会之后，江青、张春桥之流掀起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波澜达到了高潮。农历初五那天(1月2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解放军报》等军队宣传系统的负责人开会。到会的领导人有周恩来、叶剑英、康生、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等人。大会堂东大厅里临时设置的主席台约高出地面十来公分，领导人坐东面西向着群众。
这天晚上来参加会议的人大多亲身经历了“一·二五”大会，已有了经验。他们进入会场落座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注视主席台上的动静，交头接耳，猜测今天晚上的会议又有什么新花样。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神情严肃，只说了几句开场白。
江青早已等不及了，跳出来发言：“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商量了一下，‘批林批孔’在全国各地开展不平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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