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恨不得自己能代替总理生这样的病，替他来承受痛苦。
当一些小的血凝块随尿流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之后，总理往往会长长地嘘出一口气，他的额头已经微微地沁出了些许汗珠。此时，周恩来已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精疲力竭地躺到沙发上去静养一会儿，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战斗”，因为小便并没有排出来多少。
专家、医生、护士和警卫人员都心急如焚，但就是插不上手，帮不了忙，不能为病人及时解除痛苦。专家组的医生们看到自己的病人、敬爱的领袖周恩来总理受这么大的罪，一个个都难过极了。周恩来每次解小便，不仅痛苦，且有发作心绞痛、心肌梗塞以及严重心律紊乱等生命危险。
这样的时刻，周恩来在忍受着巨大的病痛，专家们也在忍受着心灵上的煎熬。大家痛感人类的科学太落后、自己身为医生的无能，觉得惭愧之至，简直无地自容！
到了5月上旬，更加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送到北京医院的尿标本病理化验结果出来了，报告单上写着：“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这说明肿瘤长大较快，癌组织坏死脱落，或许是恶性肿瘤发生转移的信号。
医疗组感到情况实在太严重了，总是这样拖着不解决问题也不是一个办法。大家心里已是愤愤然了。于是，再次请求中央领导人接见我们，直接听取医疗组的口头汇报。
一天傍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我们的党中央领导人有叶剑英、张春桥和汪东兴等人。医疗组长吴阶平向他们报告了周恩来的病情有了新的发展，提到排尿时的痛苦情形、发作心脏病的危险和尿病理学检查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等。这种种迹象表明，癌肿有扩散转移的可能，请求中央下决心批准总理及早住进医院采取手术治疗，避免发生意外情况。
我认为，吴阶平已充分承担了责任，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要求提得明确。从感情上说，吴院长尽了心；作为医生，他尽了应尽的责任。
几位领导人听完了吴阶平的汇报，他们神情严肃，相互间也不交换意见，谁也不先开口发言表态。
冷场了一会儿，张春桥呷了一口茶，他用右手食指向烟灰缸里轻轻地弹掉一点香烟灰，抬头看了一下东大厅房顶上那些熟悉的图案，用眼睛扫视了我们一遍，他语气平缓、慢条斯理地说：“你们都知道，总理是党、政、军，内政与外交工作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从现在起，到5月30号，有好几批外宾要来，最后一个外宾，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他们都要求总理接见。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需要。所以，起码要到5月底以后，才能考虑怎么办的问题。你们不要急，急也没有用。我看那份病理化验报告单上写的结论，暂时不要告诉总理，以免分散他的精力，增加他思想负担。如果，你们担心总理会坚持要看化验报告单，你们可以先改一下结论嘛。”
我听了张春桥这一番话，差点儿气晕了。张春桥丝毫没有为周恩来的健康与治病着想并设法去解决问题，他说了一大堆空话，还要我们篡改病理报告单，岂非唆使我们违法，将来承担历史责任。
我们三人(吴阶平、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和我)彼此以眼神会意着，沉默了片刻。当时我认为，吴阶平的汇报已经把话讲透了。他作为医疗组长，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考虑到他的身份，又不宜讲得太多，怕“言多必失”，若是说话豁了边，上头怪罪下来，谁也担待不起。假如别人说话过了头，还可以由吴院长出面来转圜。
我极不赞成张春桥关于修改病理报告单结论的意见，这决不是小事情。因为那是专家们的科学记录，上面写着周恩来×年×月×日尿病理学检查发现：“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的结论，这白纸黑字，谁想要任意改动，势必要承担历史的罪责。
我坐在张春桥对面，心里拿定主意。在“大人物”面前我似乎有点忘乎所以地“放起炮来”：“春桥同志，我不大理解，为了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需要接见许多外宾，只要总理健康状况许可，本是他的工作职责。现在的问题是，总理的病情严重，他患的是癌症、冠心病、大量尿血，尿排不出来，每次解小便时不仅是痛苦，而且非常危险，很可能发生意外情况，危及生命。我真的不明白，总理迟早要住医院治病的，如果他现在就病倒了、正在医院抢救，党中央总会派人接替他的工作。可是，如今用总理的健康和生命安危作代价，去接待外国贵宾的做法，这样的代价是否太高了点？”
我一边说着话一边注视着张春桥脸上的神情变化。他大概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保健医生，好大的胆子，居然顶撞我张某人，真是胆大妄为！张春桥一脸的不高兴，眼看着他的雷霆之怒即将发作，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眼下，我不能顾忌太多。“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既不后悔也不害怕。
“春桥同志，我觉得那张病理报告单还是不要改动的好，至于跟总理怎么说，我们回去会商量妥当的……”言不尽意，不吐不快；我抢在他发作之前，赶紧补充道。
我说话时，看到张春桥脸上神色变化的瞬间，脑子里忽然冒出来我初次看见张春桥的情形。记得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概是那天上午10时许，群众大会结束后，各路游行队伍经长安街由东往西行进，接受毛泽东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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