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辛词的比较研究
赵佳聪的《〈稼轩词〉与〈东山词〉比较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将贺铸的《东山词》与辛弃疾的《稼轩词》对照研究。这种对比的新角度是受到《红楼梦》的启示。《红楼梦》卷首写甄士隐的“小枯荣”，在其对照下，更显出贾府“大枯荣”的深刻悲剧性。作者认为，与此相类，取与“大家”相仿的“名家”为参照系，进行研究，能更深入探索“大家”的内涵。文章选取与辛弃疾性格、学识、词风相仿佛的贺铸为参照系，探析两者的契合与相异，着重从作家的人格特性、审美追求及辛词以气运词的特点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认为《稼轩词》与《东山词》豪迈处相近，是因为两人同属积极进取的人格类型。然而，贺铸一生郁郁，他的词虽也抒写情性，但缺乏自觉确立的审美追求，因而无法达到“大家”的高度。辛弃疾则是将远大的政治抱负、理想与审美追求融合为一，将苏轼所开拓的情性词推向高峰，蔚为大观。从以气运词来说，贺铸的词气足神定之作为数不多。而辛词自始至终充盈着民族正气、英雄豪气，流动激荡，气足神完。这正是稼轩词富于艺术魅力的奥秘所在。文章通过一系列的对比分析，深化了对辛弃疾其人其词的认识。
邓红梅的《辛弃疾与陶渊明》（《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注意到辛弃疾中年以后，其词渐渐好称陶渊明，达16首之多，并对这一现象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进行了探讨。文章从人格精神角度对辛、陶两人加以剖析比较，指出辛弃疾与陶渊明两人本来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陶渊明延续的是庄子精神，一种拥有独立人格、成熟智慧的隐士精神。而辛弃疾则是继承的屈子精神，一种带有强烈的理想色泽的悲剧精神。然而，辛弃疾中年以后的文学活动中越来越多地称引渊明，直至完成由失路的英雄到迷途知返的隐士这一人格精神的变化，由一个理想主义者转变为理性主义者。文章指出造成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辛弃疾所处的政治大气候不允许他完成英雄志业，二是围绕辛弃疾仕宦生涯的官场小环境不接受他的特殊个性与襟抱，对其讥谗相加，令英雄郁结。这两方面的合力，粉碎了辛弃疾的英雄主义的人生理想。第三个因素就是道家思想作为儒家思想对立面的吸引力量。道家思想的自由个人说本来与儒家的入世哲学、求用态度针锋相对。然而它与儒家“独善”思想形式上的相通之处，使它成为将辛弃疾这一类的失路者从儒家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的渡世舟楫，失去了原有的批判锋芒。文章通过对这一变化的探讨，使人真正理解辛词词境、词风的多样性之源，而且使人理解近古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精神的非理想主义之因和道家思想的价值阈限。
五、对辛弃疾诗、文的研究
对辛弃疾的研究，一直集中在词这一方面，对辛弃疾诗文的研究则较为薄弱。三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辛更儒的《〈美芹十论〉的确切作年再考》（《浙江学刊》1997年第2期），考证辛弃疾的《美芹十论》的确切写作年代。《美芹十论》是辛弃疾写的一组重要军事论文。但自明代以来，由于宋刻本已不复得见，因此《美芹十论》的时序、背景等无从考知。为此，学术界一些著名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而认真的考证，但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梁启超对《美芹十论》的作年持“乾道乙酉”说。邓广铭则认为《十论》或作于乾道元年；或作于隆兴二年，奏进于乾道二年。蔡义江与吴熊和反对乾道元年奏进之说，论证《十论》作于乾道四、五年间。后刘浦江反驳蔡吴之说，认为《十论》写作时间较长，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