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光禄《略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青海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指出“以文为词”不仅关涉艺术表现的手法问题，而且也表征着词创作的艺术风格。因而，文章试图对辛弃疾的“以文为词”的诸方面进行探讨，以求能更准确把握文学演进的历史规律、南宋词文学的艺术成就及辛弃疾在词史上的贡献。文章提出“以文为词”是苏轼的“以诗为词”的继承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客观的现实需要，它在“以诗为词”的基础上，在更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中抒发主体的理想与向往，艺术地反映时代的斗争与生活，包含更深广的内涵。辛词的艺术创作是其典型代表。它兼融议论与叙述，记录历史巨变和人生苍茫，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与时代的矛盾与斗争，展示生命主体的精神风貌，具有巨大的悲剧力量，显得动荡开合，气势磅礴。“以文为词”作为表现手法、艺术境界与艺术思维的有机结合，是艺术、志气与生命的结晶。
邹铃声的《辛词写物手法探微》（《贵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认为稼轩词富于独特的艺术个性，文章从辛词的写物手法这一侧面入手，探求辛词的独特过人之处，并阐释其独特魅力形成的原因。文章将辛词的写物手法进行分类，敏锐地注意到辛词中大量存在物我难辨、物我交往这一与众不同的创造性写物现象。造成这一现象产生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在危难时代，社会政治与个人理想相冲突而造成的“恢复”情结；二是辛弃疾长期退居赋闲的独特生活环境；三是对屈原、庄子等前人思想及艺术精神的借鉴发挥。强烈的“恢复情结”让辛弃疾从理性上提出种种恢复主张、治国良策，赋闲让他从情感上寻求与亲朋好友的唱和倾诉，而独处则让他向大自然倾诉，在与自然的浑然一体中，落入物我不分、物我合一的艺术幻境，也就自然而然地向前人借鉴和发扬这类写物手法。从辛词与众不同的写物手法，可以看到词人矛盾挣扎的情绪，体会辛弃疾悲壮崇高的人格。
三、对辛词的文化观照
赵维江连续撰文，从文化角度对辛弃疾的词进行考察。他在《从十二世纪下半叶历史文化背景看稼轩词的爱国精神》（《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1期）一文中，从传统文化出发，对稼轩词中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在稼轩词中并不存在现代一般意义上的笼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其词作所表达的热爱祖国的强烈情感，有着其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上的特定的内容性质与表现形态。文章强调，正确认识稼轩词中反金扶宋思想的性质，应注意到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辩”观念。这种观念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夷夏一家”的观念；一是“尊夏攘夷”的主张。据此观念，华夷区分的标准是“文化”而非“血缘”。在稼轩词产生的十二世纪下半叶，女真族已融入华夏文明，完成由“夷”到“华”的“文化”转变。宋金之争实质上是中国内部两个争夺正统地位和完成统一基业的斗争。基于此情况，将稼轩词所表现的抗金恢复的思想，理解成抗击异族入侵，保卫民族生存，或者称为挽救民族文化精神的衰亡，客观上并不存在其立论的前提。稼轩词中反金扶宋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尊夏攘夷”观念，生活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氛围中的辛弃疾是不可能超出这种历史局限的。但稼轩反金恢复思想的根本动力是他对所处现实的痛切感受和由此而激起的社会正义感。辛弃疾的反金恢复思想，明显有着一种抗暴救民、伸张正义、反对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性质，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辛弃疾的反金恢复思想是一种爱国精神的体现。文章同时指出，辛弃疾反分裂思想的文化根柢实为传统的“大一统”观念，而且他的爱国精神中蕴含着广义的功名意识，即“抗暴反虐、救民拯世”的理想。这些都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赵维江在《稼轩词与金源文化》（《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一文中，对辛弃疾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解延续了《从十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