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看来，王安石的“养之之道”，是一条以管理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措施，其基本思路就是从“制禄养廉”出发，在增加俸禄，保障生活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防止放荡、侈糜的发生，在教育和制度都不起作用的时候，就要用刑罚制裁，以保证官吏在国家政治需要的轨道上正常的发展，这对于专制集权制度下的人才管理来说，是有极其现实的针对性的。
（三）“取之之道”
“取”即人才的选拔。无论是由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还是从实际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人才，都需要有一个认定的过程，即合理的选拔，否则，真假难辨、优劣不分，人才的培养、管理和使用都会失去根据。
王安石对当时的人才选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就科举考试所选拔的人才而言，“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这是北宋科举取士的两种主要类型，国家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主要由此而来。此外，又有“明经”一科、“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总之，科举取士的内容和方法都极度的空疏，不切实用，而这样选拔出来的人，就是可能位列公卿的人。实际上，这些人中真有公卿之才，能胜公卿之任的只是极少数，多数人只会讲说章句文字和科场试文程式。相反，在这种考试中，往往那些“才可以为公卿者”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困于无补之学”，郁郁不得志而屈死于深山荒野之中。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受祖宗恩泽的世家子弟，既没有经过学校教育“教之以道艺”，也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考问其才能”，甚至也没有父兄家长的担保，而朝廷却按规定“以官予之”，“任之以事”。这种“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的做法，实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还有一种“流外”的铨官办法，其危害也十分可怕。王安石指出：朝廷把那些“格子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的不合符要求的官吏派到地方，“属之以州县之事”，实际上是把地方政权，即国家政治的基础交给他们，这种人“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其为危地方政教是必然的。
由此，王安石提出了他的“取之之道”：
1．把学校教育纳入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使学校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人才必须从学校教育中选拔，“先王之取人也，……必于庠序”。进而建立严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体系。由人君直接控制取士大权。人君选拔公卿大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择者公卿而已”，然后由公卿选拔贤能及四方之使任，“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府，无不得其人也。”“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
2．基层推荐上级考察。“先王之取士，必于乡党，……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出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考察的内容和方法，一是言行：“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而不能凭感觉和私见。二是“试之以事。”所谓试之者，试之以事是也。”如果言行考察基本上合格了，还要把他们放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进行实际考察。经过长期试用，对那些实属德才兼备的人，才予以正式录用。
（四）“任之之道”
“任”是指人才的使用而言。在王安石的思想中，人才的使用是人才陶冶的最后一步，是人才的完成。使用得当，就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人才的价值才算实现；使用不当，人才就没有发挥作用，甚而会对人才的培养、教育起反作用。
王安石指出，当时朝廷用人，“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先后；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这种只问出身先后和只论资历深浅的做法，已成风气并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破格提拔有真才实学的非凡的人才。他还指出，当时朝廷用人任职不够专一，且调动非常频繁，这是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发现的。“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在位者数徒，而不得久于其官。”这样，一方面，“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另一方面，“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这是十足的需要庸人和造就庸人的政治。另外，由于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则朝廷用人赏罚原则也不以功过。对明知有才有德，工作称职的人却不肯加以重用，而对无真才实学，力不胜任的人，因为没有人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