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改革学校的课程设置。王安石集中地批评了当时学校教育内容的空疏和腐朽、对现实的政治需要漠不关心，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现状，指出这样的教育内容，不仅不能培养出于社会国家有用的人才，反而会败坏人才：“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已之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
为此，他提出了改革学校教育内容的“实用”原则：“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今士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而凡是于国家政治没有实际用处的都一律要从学校教育内容中删除。
他所提出的于天下国家有用的教育内容最突出的有两项：一是国家的政治施设和制度。这都是历代统治者所积累起来的社会管理经验，是社会得以维持的纲维，即“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二是“文武合一”，特别强调军事教育。这对北宋长期的边患和“积弱”，是有极其强烈的针对性的。北宋以来，重文轻武成习，一方面使知识分子“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另一方面，使边疆、宿卫尽“属之奸悍无赖之人”，军队素质极为低下，致使天下“ 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以恃以为安也。”因此，改革教育内容，必须行“文武合一”之教，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担任边疆、宿卫之任，才能真正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深为戒惧的藩镇割据的隐患，才能真正国泰民安：“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
（二）“养之之道”
“养”是针对物质待遇和管理而言的。在严格管理的条件下，保障必要的物质生活待遇，是人才得以正常生活、安心工作和顺利成长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抓好这一环节。王安石对人才的待遇和管理，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
1．“饶之以财。”王安石认为，当时朝廷对现职官吏的俸禄规定得太低。一般地说，除在皇帝身边的大官、亲信外，其他“食口稍重，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尤其是地方上的“州县之吏”，靠“一月所得”，很难维持日常生活，更谈不上道德修养。因为，按人之常情，一般人没有起码的生活保障，就自然会道德沦丧，“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虽恭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则不然，穷则为小人，恭则为君子，”而在社会上。“中人”是大多数，他们直接影响到社会的风化，因而使“一般人”有生活保障，才是保障人才成长的基本条件。而按当时生活待遇，“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不但人才不能得以正常成长，社会风气也因此而颓糜，“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
由此，王安石提出要“制禄养廉”，使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耕矣。由此而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不但如此，甚者“世禄”及其子孙，以使其没有身前身后之忧。
2．“约之以礼”。王安石认为，按照人之常情，当人有了生活保障，如果不加以严格的制约，“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成为腐败的祸根，人就会“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这样一来，“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因此，必须按照人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对其生活、社会交往、礼仪等方面，加以严格的限制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