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总原则中;再者,孙武是以统帅或主将的口吻写的兵法,而他又不是统帅或主将,怎能认为“吾”字就是指“孙武”?退一步说,把“吾”字理解成“吴王”也比理解成“孙武”通顺得多,因为吴王基本上始终是吴军的统帅。“吾”在此处,笔者认为不指代任何具体的人,而是代指“统帅或主将”。如此,则这句话就表达了一条基本的军事原则:将军们听从统帅的军事谋划,指挥他们打仗就必定取胜,就留下他们。把“吾”字作“孙武”解,是肤浅而皮相的解释。孙武“将”的第四个等次是一般意义上的“军吏”、“大吏”之“将”。“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94)此处“大吏”,孙武称为“将”。曹操注为“小将”(95)。有人认为这里的“吏”是指“偏将、裨将”,其实这里的“吏”地位没那麽高,因为“裨将”,一般都释为“副统帅”,而“吏”只是一般的军官这样的“将”。

孙武在兵法中所述四类“将”,与孙武本身的“将军”身份都不符。他没有当过统帅,所以不是最高一级的将军;他不是卿大夫级的职官等级,所以也不是第二等级的将军;从孙武对吴国争霸“与有力焉”以及吴王对其之尊重程度,说明孙武决不会是第三第四等级范畴内的一般“将军”

从《史记》为数不多的几段记载可以看到,孙武所任之“将军”,乃吴国的最高级军事智囊,或军事高参,类似于后世的“军师”类的“将军”。如孙膑、诸葛亮(诸葛亮后期也任统帅)之类的“将军”。

其一,阖闾三年,吴王率大军伐吴,“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光谋入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这里孙武敢于和能够否定吴王的军事计划,并且能使吴王接受自己的意见,可见孙武地位之重及其意见的权威性。

其二,阖闾九年,“吴王阖闾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对曰:‘王必欲大伐,比先得唐蔡乃可’。阖闾从之。”这里吴王对自己的属下臣民用了一个“请”字,“请”字在此作“请教”解,这就把孙武的崇高地位给予了定格;从“今果如何”四字,可以看出吴王向孙武请教意见的虚心态度;从“阖闾从之”四字,可以看出吴王对孙武意见的尊重和言听计从。

其三,“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这里明确点明,吴国军事上的胜利,吴国成为强国、霸国,都是采用伍子胥和孙武之“谋”。孙武的“谋士”(最高级“谋士”)、“军师”的身份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

其四,既然司马迁反复强调吴国的强大“孙子与有力焉”,那麽我们就应该把吴国强国过程中的胜利看成是孙武兵法思想实践的成功。如前所述,吴王阖闾在国内与民同甘共苦的做法,是孙武“令民与上同意”和“ 视卒如婴儿”兵法内容的实践;伍员向吴王提出的“疲敌战术”乃是孙武“疲敌思想”的实践;豫章之战的胜利,乃是运用孙武声东击西、分合结合战术的范例;在阖闾九年伐楚过程中的,如上所述由于吴国系统运用了孙武的“主孰有道兵众孰强”、“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穷寇勿迫”、“半济而击之”、“智将勿食于敌”等战术思想,因而能够取得连续的大胜利,并占领楚国国都郢。

孙武在吴国的“将军”职务——“军师”,是一种新的(以前没有过的)、特殊的设置。这个职务的特点是位高、宠荣、尊显。所谓位高,不是指的爵位高,而是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高、层次高;所谓宠荣,是指国家最高领导者吴王对其特别尊重,言听计从,宠幸有加;所谓尊显,是指孙武的兵法思想已成为国家军事活动的指导思想,成为吴国的国魂、军魂。正如司马迁所说“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霸诸侯,兼列邦土……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96)

无独有偶,孙武后代孙膑在齐国也担任“军师”这一职务,祖孙两代有着基本相似的经历。孙膑没担任过统帅和主将,但齐国对魏国的几次著名的重大战役,都是作为“军师”的孙膑协助齐国统帅田忌指挥的结果。并且孙膑也留下了自己的兵法。孙膑在齐国既不是行政高官,也没有卿大夫的职官等级。祖孙两代都对所在国作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两千多年来,对齐国统帅田忌知道的人并不多,但作为军师的孙膑及其事迹却妇孺皆知、脍炙人口。我们确定孙武为吴国事实上的“军师”这一特殊的将军职位,丝毫无损于孙武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军事家的地位和形象。

六、孙武虽然功高盖世,但却因为“名分”而不为外人所知

其实,孙武不见于《左传》《国语》所载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部著作,特别是一部史书,它收录的人物,都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如孔子删编《春秋》就有一条,即“非卿不书”。但也有特例,如“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莒人牟夷非卿,《春秋》著他的理由是“尊地也”(97);另有“贱不书名”,小国大夫也称“贱”。但也有特例,如“邾黑肱以滥来奔”。黑肱乃小国邾的大夫,属“贱”,“贱而书名,重地故也”(98)。《左传》在此问题上有一个飞跃,即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不论是否为卿,不论其是否为小国大夫,都比较客观的收录书中。如宋国内乱,《春秋》载“宋华亥、向宁、华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而同奔的还有华驅、华登,皇奄伤、省臧、士平五人,《春秋》不书五人的理由是“非卿也”。而《左传》却原封不动的皆书之(99)。《左传》人物的收录标准较为客观,即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不论是否为“卿”、不论是否为“贱”,皆收录之。

从孙武的具体情况看,《左传》不书其名是可以理解的。

其一,孙武奔吴这一行为,《左传》不书,是因为孙武不是重大政治事件的参与者,也不是为国事或为避难而出奔。且孙武在齐国不仅非卿、非大夫,也没有参与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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