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险些让苏轼丧命。
皇恩浩荡，皇帝放了苏轼的命，可是，贬谪黄州。虽然苏轼在黄州将自己的号弄成了东坡居士，虽然他写了许多优美的诗歌，虽然他已经不再想自杀了，可是，他的生活还是极其困苦的。贬谪黄州时官位等于没有了，是个团练副使，无权签署公文，也不准离开此地，等于软禁。《黄州寒食诗帖》就诞生在这里，一个长江边上的小镇——黄州。文字有这样的内容：“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腻歪—— 屋漏偏逢连阴雨的感觉是诗歌的主题，无可奈何的状态是基调，至于书法怎样，已经不要顾及了。非常巧合的是，《寒食诗》与《兰亭序》和《祭侄稿》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不是一字不错的书法故意。这个词是我根据法院判决书的逻辑造的，所谓书法故意，就是故意为书法而创作。脱字一处，错写两处，随它而去，继续书写。可是，我常常揣摩苏轼在黄州时期的心情，态度似乎是这样的：饶恕那些该饶恕的人，也饶恕那些不该饶恕的人，随他狗日的去吧！
这样的心境，在苏轼的许多作品中都有表露。他不是个能够处心积虑算计别人的人，但是，这不说明他没有智慧，没有力量，只是他不屑于蝇营狗苟而已。著名的《洗儿》诗是人们所熟悉的。这首诗表面上是在骂自己，实际上，他的对手如果看了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愤怒，无从发泄的恼火：“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愚和鲁就能到公卿吗？还是公卿就是愚且鲁的现状呢？
诙谐？莫名？调侃？自嘲？这轻松吗？在他的心底会有怎样的自我感受呢？他会考虑他的对手看了会怎样吗？他为什么这样刺激他的敌手呢？我想，他不会，他不会想到对手的美丽和不美丽的心情。痛彻心扉的表露，喜悦和感慨的表达，至于那些勤勤恳恳想害死他的人，还是那句话，好自为之……去吧？
实际上，在苏轼到黄州之前，他还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像古代所有才华横溢的文人一样，是以辅佐君王为理想的。成为一代名相，几乎是他们的共同道路。王羲之是个案，是特例，因为他目睹了宰相的悖论，过早地承受了官场的腥风血雨。而苏家父子三人以遥远的眉州一介布衣，当然不愿意久困山林，踏入禁中自然是他们的升天般的盛事。直至黄州，他才知道自己的理想与性情之间还有相当大的磨擦。在他再次抵达禁中，成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也没有得意洋洋，也没有忘乎所以。
《黄州寒食诗帖》是一种心情的自然流露，一段生活的诉说，一种境遇的超脱方法，还是寄托在诗歌里的情绪，使他能够在极其艰难的困苦中有了定力，是没法说清楚的。他的门生黄庭坚这样评价这幅作品：“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如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书法艺术与绘画不一样，绘画没有明显的缺点或者错误。书法有时候是一个人多年养成的习惯形成了习气，造成了一种毛病。比如颜真卿楷书的勾角，竖画的陡然勒重，实际上并不美观。有人戏言苏东坡的书法是“石压蛤蟆”，扁肥成病，他自己并不在意，他有自己的观点。比如执笔，常人都是双钩，两个指头在笔杆之外，他是单钩，就像现在我们执硬笔的方法。常人在执笔时讲究握牢靠，说王献之在学习写字的时候，王羲之从身后突然抽笔，没有抽动，预测将来必成为名家。苏东坡也不以为然，他说“书不在于笔牢”。名言“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寥”，“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如此等等，超乎寻常。
《寒食诗帖》正是这样的一幅典型之作，它的意义远远大于书作本身。他认为书法要“神气骨肉血具备，”五者阙一不可，这种论法成为历史上第一人，突破了唐代尚法的樊篱，开启了尚意书风的一代先河。
以“东坡居士”自誉的苏轼是中国少有的艺术全才，也是艺术天才，书法上“技近乎道”的理解，与黄庭坚得益于禅宗“渐修顿悟”一样。他在黄州创作了大量的书法、散文和诗词，仅仅书法的存世量就很大。还特别创作了狂草《梅花诗帖》以及众多的尺牍，是法书的不朽作品，同时也是绚丽的华章。如果我们没有领略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很难理解他为什么在书法史上还有那么高的地位的。
淫雨淅沥的黄州，古气盎然的黄州；令人烦恼的黄州，也是令人逐渐适意的黄州；黄州是牢笼，也是一片心的天地；诅咒黄州，歌唱黄州。正如我所在的城市，污染得那么不靠谱，对她的感情是复杂的，雾都给我的不仅仅是弥漫，还有成长。拥抱黄州，拥抱雾都。
《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书风的突变，也是他思想升华的突变，更是他成为可爱文人的见证，我们欣赏它吧！。用苏轼的诗来结束这篇短文更为贴谱：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