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绍述时期。在元祐以后的“绍述”中，苏黄等人的诗文遭到了严厉禁锢。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重新启用熙丰新党，驱逐元祐党人，进行“绍述”。“绍述”即继承恢复熙丰法度之意，始于哲宗绍圣元年，终于徽宗宣和七年，达三十五年之久。在此期间，元祐党人虽一度还朝，但很快再遭流放，朝政主要由新党把持。而新党的“绍述”之政，实际上逐渐演变为禁锢元祐党人和其他异己分子的陪衬，终成全面的党锢。绍圣以后，新党为了“绍述”王安石新法，恢复了“荆公新学”的政治地位，并在全面排击和元祐党人，以及实施元祐党禁的同时，出现了全面禁毁“元祐学术”的局面，造成了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的又一次人为的文化大劫难。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云：“绍圣初，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复罢之。政和中，遂著于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畏谨者，至不敢作诗。”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六《诗道泰否》也指出：“诗为元祐学术。”又云：政和中，御史中丞李彦章“上章论渊明、李、杜以下皆贬之，因诋黄、张、晁、秦等，请为禁科。”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诏书：“诸说诐行非圣人之书，并元祐学术政事，不得教授学生，犯者屏出。”次年四月又下诏：“禁毁苏轼《东坡集》并《后集》。”“三苏集及苏门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及马涓文集，……等印板，悉行焚毁。”《宋史·徽宗纪》录宣和六年（1124）诏云：“有收藏习用苏、黄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不恭论。”费衮《梁溪漫志》卷七《禁东坡文》：“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何薳《张山人谑》云：“绍圣间，朝廷贬责元祐大臣学术文字。有言《司马温公神道碑》乃苏轼撰述，合行除毁。于是州牒巡尉毁折碑楼。”
苏轼之文屡遭焚毁，在传播过程中可谓难难重重，以至于当时很多人不敢与之诗书交往。文诚之《丹渊集拾遗卷跋》：“石林先生云：东坡倅杭，与可送以诗，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句。及诗祸作，世以为知言。而东坡亦尝移书湖州，趣其赋黄楼。二者集中皆无之。间有诗与坡往还者，辄易其姓字。……诗中凡及子瞻者，率以子平易之。盖当时党祸未解，故其家从而窜易，斯文厄至于如此，可胜叹哉！”
但是，朝廷的禁令，并不能完全禁锢精英文化的发展传播。相反的，苏轼诗歌在宋代当世，不仅在士大夫间依然流传，并且在民间有广泛影响。李之仪《答人求所为诗文书》评东坡文：“耸一时之壮气，极天地之变化，则吾东坡老人，未可以轻议。虽时所禁，要亦不得而舍。”《跋东坡大庾岭所寄诗》云：“予从东坡游旧矣。其所作字，每别后所得，即与相从时小异，盖其气愈老，力愈劲也。自海外归，至大庾岭上，作二诗见寄，其字正与后二帖相类，临卷慨然，几至流涕。”其《东坡挽词》写道，“月堕星沉岂人力，辉光他日看丰碑。”又王巩《甲申杂记》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尝谓余曰：“昨在侍从班时，李定资深鞫苏子瞻狱，虽同列不敢辄启问。一日，资深于崇殿门，忽谓诸人曰：苏轼诚奇才也。众莫敢对。”道潜《读东坡居士南迁诗》“居士胸中真旷夷，南行万里尚能诗。牢笼天地词方壮，弹压山川气未衰。……”与苏轼同时的徐积（1028－1103）在《苏子瞻挽词》写道：“起起公终矣，斯文将奈何！新书传异域，旧隐寄东坡。直道谋身少，孤忠为国多。死生公论在，高义出岷峨。”周必大《跋吕居仁帖》称誉吕本中于“政和初，春秋鼎盛，且方崇王氏学，以苏黄为异端，而手书立身为学作文之法乃如此，其师友渊源，固有所自，而特立独行之操，谁能及之。”
不仅如此，即使当时为宋代敌方的大辽，苏轼诗歌也广受欢迎。“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11可见，苏轼诗文虽遭时禁，却丝毫未丧失生命力。吕本中评苏诗：“如东坡、太白诗，虽规摹广大，学者难依；然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亦一助也。”12苏轼病逝后，“文星落处天地泣”，“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友人相率吊于家，太学生几百人还自动集会到佛舍举行奠仪，亦可见苏轼在当时影响之大，并非政治漩涡所能吞噬的。
其四，南宋。南宋的党争，对苏轼诗歌接受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在党争纷扰中，本来继位存在是否合法问题的高宗欲自树威信，借重苏轼以平衡不同势力关系。南渡不久，高宗购苏轼全集，并“刻之禁中”。此后的孝宗也是苏轼诗歌接受中重要一环。《鹤林玉露》载：“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特赠太师，学者翕然诵读。”13赵昱《南宋杂事诗》卷五：“风骚散佚罕流传，力购开雕读御前。空废元嘉诗禁密，纷纷笺释斗新编。”这些记载真实再现了苏诗接受状况。同样，苏文亦如此。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由上述可见，随着党争新旧势力消长，苏轼的政治地位、日常生活、诗歌内容风格均受明显影响。而与此相应，两宋时期，苏轼诗歌接受也经历了一个颇令人回味的波峰浪谷式的过程。但是经典的生命，即使不能与政治完全脱离关系，依旧有其独立性和必然性。文学与政治，固然不能彼此无涉，却并非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如上述，尽管统治者及党人，对苏轼诗文时有抑扬，或入地狱，或为天堂，但苏诗文本身价值是不变的。宋人对苏轼作了大量研究，今存宋人所作苏轼年谱不下三种，即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纪年录》、施宿《东坡先生年谱》。明代宋濂指出：“元祐年间，苏黄挺出，虽曰共师李杜，而竟已己意相高，而诸作又废矣。自此以后，诗人迭起，或波澜富而句律疏，或锻炼精而性情远，大抵不出于二家，观于苏门四学士及江西宗派诸诗，盖可见矣!”14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又说：“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