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必须注重史实的考信。有人把对材料的不重视归咎于五四，这是错解。真正怀疑《史记》述古真实性的，是《古史辨》学派。他们的见解，其实源于魏源、康有为等晚清今文经学派。还在清末民初，章太炎等已批评这班疑古论者的方法论错误，强调历史研究必须注重史实的有据、考信。随着甲骨金文研究和殷墟发掘提供的史料，连《古史辨》的实际首领胡适，也不得不声明要转而“信古”。时过八十年，那些满脑子历史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论者，从中获得怎样的教训？难说。
第四，司马迁的《史记》不仅遣词造句十分注意准确，而且行文明白流畅，描述生动优美。他总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实例来得出结论，而不是抽象地高谈理论。这一点，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恐怕就很少能及得上。
是否可以这样说：司马迁离我们很近，但又很远。说近，是因为我们今天读他的书，都会感到亲切，都能得到启发，他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说远呢，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却往往会忽视甚至违背那些应该注意的准则。因此，就史学史的历程来看，至今还没有出现堪与《史记》媲美的作品。即使像司马光《资治通鉴》那样的历史巨著，倘看编纂形式的原创性、历史见解的突破性，都只好说远逊于《史记》。我决不以为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不可超越，我只想指出，司马迁不明不白地从历史上消逝，距今两千一百年了，我们的史学论著，无论从体系、形式、内容到见解，都应该超越司马迁；而且在具体史实的把握上，早已超越了司马迁。但为什么时至世纪更迭，中国史学还必须认《史记》为丰碑，找不出一部史著堪与《史记》比肩？那原因，或许正与《老子》、《论语》至今仍在域内外走红一样，在彼不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