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是民族解放唯一的最好友军。”①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国际范围内，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
命中的一部分。瞿秋白根据列宁关于沙皇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因而又是帝国主义统治
链条中最薄弱的、也是最容易被无产阶级革命所突破的环节的理论，敏锐地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在东方
矛盾的集中点，“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最脆弱的地方，亦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最容易爆发而胜利
的地方。”②瞿秋白的这一观点，科学地预见了中国革命将首先突破帝国主义东方战线的历史必然性。瞿
秋白所阐述的中国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命题，和十几年后即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
义论》中更加完善了的同一论断完全吻合。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关系的这种
科学的认识，说明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比以往任何阶级的思想家都要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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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海大学周刊》，1924年5月4日。
②《瞿秋白选集》第31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呈现着各种社会因素迅速分化、形成和重新组合的迷离复杂的状态，如何透
过现象，把握本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瞿秋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首先从经济领域，即从帝
国主义侵略制造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入手，来观察和探索中国社会。他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主要不是
原来经济关系的产物，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不适应中国
的经济生活，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客观上势必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具有
特异性，分成“官僚资产阶级”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
义和封建军阀，出卖中国独立和主权，造成官僚军阀割据局面，破坏民族经济的发展，是革命的敌人。民
族资产阶级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制束缚，又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因而有革命性，又有
妥协动摇性。这就决定了这个阶级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国民革命的重任，就不能不由无
产阶级承担了。
瞿秋白把握了时代特点，把握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异性，在1923年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的思想。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当而且必然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党的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的
纲领，但未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二大以后党内许多同志都在探索这个问题。瞿秋白最先提出并阐述
了这个问题。1923年2月，他指出：“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
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①无产阶级应当以自己为主体
，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农民、小资产阶级等），“以事实，以行动，以实际经验，包罗一切种种革命派之
要求，导之向真革命，而后能有实力作战；——如此，方能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此种革命的总原则，当
于实际的环境中，察社会内之变象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口号运用之。”②随后，在他所起草的三大党纲、《
新青年之新宣言》和《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等文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中国客观的
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主革
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
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
位，以至于指导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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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25日。
③《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和他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状况的研究分不开的。他指出，
农业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是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亿万“可怜的中国
农民，尤其是佃农，受着外国，督军警吏土豪大田主筹四五重的压迫，田也种不成了，饭也吃不饱了，妻
儿男女也养不活了。……真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①。他们要活就要反抗官府。基于对中国封建宗法制的
深刻透彻的认识，他对农民问题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他是党的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之一。早
在1922年3月，他在莫斯科时就根据俄国革命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
功效”。②回国以后，他明确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
功”③。但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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