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了千百余年精神上物质上的剥削,头脑里只有水浒式的‘官逼民反’,而没有结

合城市劳工为正当的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④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唤起他们的觉悟,并解决其土地

问题,“才有真正的民治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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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向导》第35期,1923年8月8日。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三大党纲草案(1923年8月起草)。《六大以前》第698页。
  ④⑤《向导》第35期,1923年8月8日。

  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为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

的。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政治上的结果,是给中国制造了现代式的军阀政府。民元以后,各

派军阀的上台和下台,割据和混战,以及数不清的政变、毁法、制宪、贿选等种种政治斗争,都是封建的

分散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这就是中国社会动荡纷乱和人民极端痛苦的政治

根源。瞿秋白根据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剖析,指出在中国幻想依靠国会、立宪等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

的,中国必须革命。
  到1923年秋,瞿秋白已经形成这样的革命指导思想:“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

民主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预防资产阶级的畏怯。”①在领导资产阶

级的民主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②,“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

,是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职任”③。瞿秋白进一步指出,“中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此的去参加民主主

义的群众政治总运动,并劳工阶级的经济运动,绝不使政治经济相离,他那时必定能成群众的政党。”④

“于这一过程中世界的社会革命同时必努力提携中国的国民运动;中国国民运动里的最大多数的社会力量

因之可以急速的长成,而与世界社会革命结合。不论这中间要经多少波折,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激荡,而结

果那最终的胜利必定在世界及国内的无产阶级。”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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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④⑤《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文化思想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瞿秋白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同时,

始终把目光紧紧盯住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

思主义者的攻击,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丁文江、胡适、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抛出各

种各样的理论,诱惑青年,企图把历史引向歧途。面对这种攻击,瞿秋白总是站在前列,进行坚决的斗争

。他说:“这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高之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国民族——国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

的。如果说我喜欢得罪伟人,那么,我可以顺便在这里‘道歉’一声,只好根据于孔夫子的圣经贤传,说

声‘大义灭亲’了!况且我这些文章公布已久,从不看见他们公开的直接的答复,足见已是理屈辞穷,不

敢接受我的挑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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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

  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所提倡的东方文化优越论,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学

习西方的革命文化,反对中国的革命派,特别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工具,曾经受到李大钊

的批判。1923年3月,瞿秋白写《东方文化和世界革命》一文,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的封建主义哲学。

“所谓东方文化,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①;“第二种因素,是畸型的封建制度之政

治形式”②,中国的“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

封建诸侯相似,而且出封建诸侯更可怕”③。各地军阀的征调劳役,残杀奸淫,拘禁铐掠,与封建诸侯对

待农奴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这些“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

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④“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⑤,帝国

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

民族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所助的‘国内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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