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串联”学生冲到南充。这些“串联”学生与南充几所大学的部分学生联合起来冲击地委，冲击市委，“打、砸、抢、抄”。

　　陈伯达与戚本禹这两位“文革”干将，在“十年浩劫”还未结束前就提前结束了政治生命，“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都被定罪判刑。研究南充“文革”史，关于戚本禹的南充之行，记者未能接触到太多的材料，像许哲生这样的亲历者也知之甚少。

　　但戚本禹秘行南充，记者找到了另一个旁证：

　　1966年11月19日，王力、戚本禹接见二十二省市来京小学教师，中途，戚本禹站起来大声果断地说：“西南区可以炮轰”。在有人汇报各地局势，谈到成都、重庆、南充、宜宾、贵阳时，戚本禹又插话说：“南充是很严重的”。由此看来，戚本禹对地处西南一隅的南充，还真的知之甚多。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沉重的一页。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管理体制僵化，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注：文中关于“文革”的部分论述参考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3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随着“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地处川北腹地的南充自然也不例外。时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放厥词，点名批评了南充。记者近日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发现，其此番言行与“文革”干将戚本禹秘行南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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