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第5期刊登陈铁键的文章说，1979年秋天，我们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此人是“四人帮”同案犯中最顽固分子,他很狡黠，坐定后，直勾勾地打量我们每个人。他直言不讳，说他1963年写批判李秀成文章，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同类例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文章发表后受到周扬、翦伯赞及史学界强烈批评，戚已准备写书面检查。年底，江青找戚谈话，说是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扬了你，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可以请教康生的“九评”（指与苏共论战的九篇评论文章）写作班子。戚写完第二篇文章，到钓鱼台找康生。康生要戚不必跟着批评者的观点跑，而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予以反击，务使对手无还手之力。1964年戚本禹第二篇发表，明确提出叛徒问题，从李秀成、汪精卫、彭德怀到赫鲁晓夫，大批特批，其势汹汹，顿时在学术界引起纷乱。直到最后揭批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并被确认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六字“铁案”，而“叛徒”是其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