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面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神色紧张的民兵，当即喝令停车。带队的学生下车后以严厉的语气进行质问，现场的民兵如实说明了“拦截暴徒、枪支走火”等情况。红卫兵们听后，怒气冲冲驾车直奔南充市，民兵们未对红卫兵的车辆进行阻拦。

　　来到南充后，南下“串联”的红卫兵找到地委，要求追查曲水公社出动民兵阻拦“串联”红卫兵事件，并到处张贴大字报，要求揪出指使者。面对南下“串联”红卫兵的追问，南充地委、南充县委都否认了给曲水公社打电话一事，说是曲水公社擅自组织的。而红卫兵一直抓住此事不放，找到青居区委书记张纪元质询，并向“中央文革”汇报了“曲水事件”的情况，“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过问了此事。陈伯达说：“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阻力很大，四川南充就发生调动武装民兵阻拦红卫兵“串联”的事件。各地红卫兵组织将陈伯达的讲话用大字报到处张贴，使“曲水事件”惊动“中央文革”，轰动四川，事情越闹越大。

　　鉴于红卫兵坚决要求追查幕后指使人，南充地委为了不使事态扩大，责成南充县委处理这一事件。1966年10月20日，省监委驻南充地委监察组以（66）审字第25号通知，即：《张纪元同志擅自调动武装民兵，企图阻拦学生行车，给予撤销区委书记职务的通知》。张纪元当了“替罪羊”，“曲水事件”得以平息。

　　1978年，南充县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对张纪元因“曲水事件”受到处分决定进行了复议。经请示南充地委，并报南充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1979年2月21日，南充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意撤销《张纪元同志擅自调动武装民兵，企图阻拦学生行车，给予撤销区委书记职务的通知》，原县委（66）号第041号宣布执行的《通知》一并撤销，恢复了张纪元青居区委书记职务。

　　大游行被“拉拉队”破坏

　　当时南充的形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9·5事件”尚未完全平息，“曲水事件”接踵而至，不大的南充已被陈伯达盯上。但这还不算完结，就在曲水桥头枪响后的第4天，南充又出事了。

　　1966年9月15日，是南充在“文革”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当天，南充的各大专院校和高、初中学校的数千名红卫兵大汇合、大游行，不再单纯地“造声势”，而是直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地委和市委，开始展开声势浩大的“夺权斗争”。冯嘉凤女士当年是南充高中学生，也是“南充高中红卫兵红色造反兵团”的一员。本月10日，冯女士回忆说：

　　当天一大早，石油学院的红卫兵率先出发，汇合了师范学院（现西华师大）、南充高中、医专（现川北医学院）、南充一中的红卫兵，像滚雪球一样，队伍不断壮大，整整长达几条街。

　　就在红卫兵游行队伍行进在街中间时，不知什么时候街道两旁除了围观者，还多了一些各工厂、居民委员会派出的“拉拉队”。这些“拉拉队”不是来助威的，而是前来“拉人”的——只要看到熟悉的面孔，“拉拉队”的队员们就冲进游行队伍，强行把这些人拉出来。而“造反兵团”的红卫兵则努力冲进人群，要抢回自己的人。于是，拉的拉，抢的抢，拖的拖，一路上不断重复着这样的“剧情”。

　　此事在南充掀起了轩然大波。被拉回家的红卫兵被家长勒令闭门思过，造反派头头的名字进了家长的“黑名单”，刚刚兴起的红卫兵“造反运动”在南充跌入低谷。这时，红卫兵中有人悄悄地到北京求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又发话了：“四川南充有位母亲说得好，如果这么多的学生是反革命，监狱就关不下了……”南充造反的红卫兵视陈伯达的讲话为“救命稻草”，很快印发下去。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再次受到肯定，其造反声势进一步高涨，南充很快陷入了动乱之中。

　　戚本禹秘行南充搞调查

　　因为前述的3起事件，南充越来越引起陈伯达这个“‘文革’红人”的注意。于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的戚本禹，便在这个时候秘密来到南充，负责调查南充的造反情况，为陈伯达10月16日讲话的出笼作准备。

　　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得一干二净……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动员一小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去保护他们。这次会议印发了四川南充一个妇女受压迫的材料，我建议大家不妨读一读，从那里受到教育。我就在这里引出两段话吧！南充那位妇女对两位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千多学生都是搞反革命工作，那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如果这么多‘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有问题’……同一材料又写了一位退休工人的谈话，如下：‘革命的地委还要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革命的地委为什么还害怕群众，又不是旧政府，国民党800万军队都没保住……’”

　　陈伯达的这篇讲话后经毛泽东批准印发全国，是“文革”史上有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全篇讲话中，南充被点了名。陈伯达的讲话一传达，北京的“天派”、“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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