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和关锋倒台后，戚本禹也惶惶不可终日。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戚本禹向毛泽东递交了他的检讨信。戚本禹在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一）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戚本禹在信中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毛泽东则在信上批了几句不疼不痒的字“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但是戚本禹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这场厄运。１９６８年初戚本禹终于也被迫“请假检讨”了。
事实证明，每当国内出现乱局，毛泽东就要抛出一些人予以打倒，将所有的坏事都推到这几个人头上，王力、关锋和戚本禹都是文革当中涌现的“小人物”，文革初期张牙舞爪得罪了不少人，他们的倒台不会影响整个文革大局，对中央文革也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反而使人们对中央文革的仇恨转移到这几个被打倒的人身上，既可及时扭转文革的乱局，又可迅速稳定军队平息人们的怒气，同时也保护了中央文革的其他几位大员们。
八、承担过重罪名：身陷囹圄１８年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４日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实际上就是被“关押审查”了。随后，戚本禹被关进秦城监狱，成了真正的毛泽东的囚徒。关于戚本禹在秦城监狱的经历，现在披露甚少，外界几乎不知戚本禹是如何度过这些艰难的日子的，也不知道戚本禹是否被提审，他的真实罪名又是什么。其实，戚本禹是毛泽东极左理论的忠实信徒，戚本禹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他自做主张而来，而是奉命行事，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所以，戚本禹被关进秦城监狱时，中共竟然说不出任何像样的罪名。
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接见中直系统文化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说，“戚本禹是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
周恩来这番话可算是一个天下奇谈，显然它代表了中央对戚本禹的定论。但是通观这些所谓的罪状，没有一条是实事求是的。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当然要到各个部委、机关、单位宣讲毛泽东思想，传达中央文革的指示；为杨成武所写的所谓“大树特树”文章也是奉命行事，由于没有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而是放在第二版还引来杨成武的愤怒；至于戚本禹与田家英的关系更非如周恩来所言，毛泽东的手稿也从未听说有过丢失，戚本禹更不可能与田家英串通；那个《评忠王李秀成》也是戚本禹独自完成，绝无假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之手。可以说，周恩来是信口开河地胡乱给戚本禹定罪，这些罪名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然而，戚本禹的罪名没有一条是“反党宣传”、“反革命宣传” 、“迫害老干部”，可见周恩来对此还是心中有数的。而戚本禹最终还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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