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正确，历史研究受到官方不同程度的干预，近现代史研究尤甚，官方肯定了的说法就可大行其道，而被否定了的观点，其研究者甚至就有可能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分子”的帽子，这就是中国学术之所以不昌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对李秀成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畴，戚本禹的文章已染上极左的色彩，批判李秀成的变节投降也成为中共日后抓叛徒的象征。文革中中共将前领导人瞿秋白《我的自述》拿来狠批，周恩来更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周恩来是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搞打砸抢，周的讲话后来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追踪溯源，不能不说这是受到60年代批判李秀成投降变节的影响。

    细审当年那段历史，毛泽东处心积虑发动一场大的运动，他更要强调全党对他保持一致，老干部老革命们都要紧跟毛泽东干革命，所以更要强调保持晚节，乃至周恩来在文革中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们强调“晚节不保，一笔勾销”。戚本禹的问题不在于他写了一篇史学商榷文章，而在于那时的史学研究也蒙上了一层极左的色彩，史学研究为当今政治服务，甚至可以成为打倒某些人的锐利武器，不同的观点可以被任意曲解为“向党猖狂进攻”，日后发生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典型一例，史学界名人吴晗、剪伯赞也是死于这一莫须有的罪名。

三、出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自从戚本禹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褒扬后，戚本禹名声大噪。１９６４年夏陈伯达将戚本禹调到《红旗》杂志负责历史组的工作。《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其编辑成员都是学有所长的理论学者，戚本禹如此年轻就迈上这一台阶，实属党内年轻俊彦，一时前途无量。

    １９６５年底毛泽东下决心开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江青在上海找了张春桥、姚文元秘密起草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从而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身为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编辑，戚本禹竟然丝毫不知此文的背景和来历。但是随后，戚本禹紧跟形势，在１２月８日于《红旗》第１２期上发表了《为革命研究历史》一文，对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历史观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和田家英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首次就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明确表态，毛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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