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变成了“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流放永华寺寄寻阳群官》)的低徊。至于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嘱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只是一片凄楚。早年抨击权豪最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一经贬谪,便已“面上消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躲到庐山与僧人结社唱和,诗酒度日去了。可见,迁谪之于唐代文人,无异于灭顶之灾。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和心灵的磨难,保持平衡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唐代迁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上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这两个路数仍然没有突破屈原骚怨范围。张九龄以名相罢为荆州长史,便有瘴疠之叹,拘因之思,所作《感遇》诗三十九首,“托讽离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刘禹锡《读张曲江集》诗序),柳宗元出为永州司马,于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古今评论家一般都承认“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施补华《岘yōng@④说诗》见《清诗话》)。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屈原至中唐的千年之中,中国的迁谪诗歌大体在“怨愤”格局中发展。直至刘禹锡出,始以另外一种风貌面世。
  豪健:刘禹锡对“怨愤”传统的突破
  迁谪文学历经千年之后,到刘禹锡手里,有了较大的突破,他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迁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迁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迁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永贞遭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条理由怨恨、沉沦或遁世。因为他从小在皎然灵澈等名诗人“孺子可教”的赞扬声中长大。早年又科场得意,“贞元年中,三忝科第”(《夔州刺史谢上表》),赢得了“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的美名。作官之后,又深得执政者的信任和重用。而正当他雄心勃勃,有所作为,以日复千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注: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永贞元年附录据《云仙杂记》卷五所引《宣武盛事》云:“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尺书,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盘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的时候,却遭到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谪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刘禹锡内心的伤痛是如何的刻骨铭心,自然可以想见。他在《上杜司徒书》中写道:“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异响。暮夜之后,并来愁肠,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⑤,常集方寸。”“受谴以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但是诗人没有被击倒。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也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
  湖光月色,一派明净,绿水青山,相映成趣。这与张说贬在岳州时“日见孤峰水上游”(《送梁六自洞庭山》)的一片愁人秋色有着显然的不同。禹锡还有更著名的《秋词二首》,写得天朗气清,远胜春光,分明地凸现着诗人爽朗豪迈的心境,奋发向上的精神,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异乡的山水中,他常常是“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秋江早发》)。这与“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南中别蒋五岑向青州》)的张说,也是大异其趣的。他眼里的民俗多是新奇可爱的。武陵人的端午竞渡,采菱御客,阳山祭神,他都描写得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充满着欢乐愉快的气氛;朗、夔男女的踏歌,更写得情趣盎然:“灯下妆成月下歌”、“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词》四首)。而对这些蛮风俚曲,诗人不仅没有感到“呕哑嘲哳难为听”(白居易《琵琶行》),而且以极大的兴趣参与其间,亲临其境。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不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憧憬是不可能置自己被贬的痛苦于度外而深深爱赏异乡风情的。
  他心中的前途是光明可期的。在迁谪远州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他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始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他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砥石赋》)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谪居朗州五年后,他曾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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