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以劫匪起家的杭大爹、杭天甲、杭九枫，包括一省等人物，则集匪性、血性、率真、残忍、自私和狭隘于一体，成为天门口革命化进程中的暴力象征，充分张扬了一种彪悍而又鲁莽的刚性特质。“杭家的人个个都有九条命，轻易死不了。”（刘醒龙：《圣天门口》，第8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但是，杭家的人偏偏又视生命如草芥，根本不怕死。这种不畏死的草莽气息，加上土匪出生的残忍秉赋，以及自负狂妄的个性，几乎是毫不费力地促成了他们进入暴力化的历史核心。或许是出于对刚烈个性极致化表达的需要，刘醒龙在处理杭家人物时，主要以男性为代表，从而与以女性为代表的雪家构成了鲜明的比照。在杭氏家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杭九枫。这是一个看起来敢爱敢恨、粗鲁直率且又不乏血性的汉子，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暴烈、残忍和无畏来征服圣天门口，或者凭借其刁蛮和狡猾的智慧获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他的骨子里仍然对共识性的仁爱意识心存一份敬畏，对强大的权力意志心存一份畏惧。所以，在圣天门口，他可以和马鹞子之流玩尽各种暴力花招，可以和阿彩玩尽各种情感花招，可以在段三国面前耀武扬威而不顾伦理辈份，可以在自己的儿子面前大讲以暴制暴的“生存哲学”，但是，在面对雪家强大的道德威胁，在面对雪柠的圣洁之美，在面对傅朗西强大的权力制约，他依然不敢有“征服”的胆识。每当他因失势而离开圣天门口，总是灰溜熘地悄无声息，而当他因得势而重返天门口时，则耀武扬威轰轰烈烈。可以说，他完全是一种民间草莽文化所注塑起来的怪胎，革命在他的心里就像在阿Q的心里一样，只是为了获得自身利益或满足个体欲望的一种途径，而绝非一种真正的理想。但是，他的那种承受击打的能力、谈笑荣辱的姿态以及强悍的血性气质，又多少彰显了某种刚烈生命的激情力量。
刚有刚的魅力，柔有柔的力量。事实上，《圣天门口》之所以气势磅礴而又意蕴幽深，就在于作者不仅将这种“刚与柔”都推向了各自生命的极致境界，而且还巧妙地动用了诸多的人物关系，在一种强劲的叙事张力中，使得刚柔时时相济，阴阳不断平衡。譬如，“哪条路上活得好，就往哪条路上钻”的段三国，不仅巧言令色，八面玲珑，而且精于权衡利弊，善于乱世求存，颇得苟活者的生存之道。以说书起家的董重里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但他非常善于通过说书的内容来观察世态，因此，在革命的过程中他常常能够审时度势，远离危境，并一步步认清革命的本质。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傅朗西更是精于制衡，他游走于上层的权力网络和下层的斗争现场，虽然也颇费心机，但终究游刃有余。瞎子常天亮不仅感官超常、情感细腻而且心智敏捷，尤其是当他担任商会会长之后，凭借着自身的胆识和智慧，在法币运作过程中还狠狠地赚了一票，让吕团长等发国难财的人哑巴吃黄连。乖张刁蛮的马鹞子既视传种接代为头等大事，又视亲情伦理为任意践踏的草芥，所以，他与杭九枫结成连襟之后，可谓棋逢对手，在革命的名义下不停地相残相害。最有意思的是阿彩这个人物，她从进入雪家之门之后，便以一股泼辣的个性弄得整个雪家人心惶惶；在确认自己无法成为雪家的媳妇之后，她便投奔雪家的仇人杭家的怀抱；她既想征服男人，又渴望被男人征服；她既敬畏雪家的胸怀，又痛恨雪家的羞辱；她视报复和征服为人生最大的快意，可是当报复和征服得以实现之后，她又不安于既定的现实；尤其是当她给未死的梅外婆送来寿衣时，内心充满了某种邪恶的快意，而当梅外婆一言道出天机，她又显得惶惶然而有些愧意……正是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通过各自的爱与恨、敬与畏、救与罚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情感冲突，不停地游离于杭、雪两家之间，才使整个小说的内在张力达到了以柔克刚、刚柔兼济的最终境界。
记得迈克尔·伍德曾说过，文学与历史总是有着太近的距离，所以文学很难在真正的意义上抗拒历史，“而且在很多时候文学就是历史，只是披上了比喻的外衣。”正因如此，“我们不妨说，文学心存历史，就像我们心存一个概念一样。文学也心存自己，永远不乏对话或娱乐，它以更加激进的形式引发历史去做再度思考。”（迈克尔·伍德：《沉默之子——论当代小说》，第19—20页，顾钧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但是，文学在表现历史的时候，它依然拥有自己的一份“孱弱的自主权”，它是为了唤醒历史深处的秘密，唤醒那些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