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种“庇护”意识中既有敬畏的情感，又有感恩的成分，但都折射了雪家通过仁爱实现救赎的特殊作用。正是这种高度自觉的“仁爱”意识，使得雪家始终以向善、隐忍、唯美、宽容作为立身之本，并在无数次历史劫难中让天门口化险为夷，全面彰显了圣洁而又亲和的柔性品质。所以，梅外婆说：“很多时候，宽容对别人的征服力要远远大于惩罚，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体现，也能改变大局，使我们越走越远，越站越高。惩罚正好相反，只能使人的心眼一天天地变小，变成鼠目寸光。”（刘醒龙：《圣天门口》，第6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梅外婆的这番话既体现了雪家最核心的精神秉赋，也道出了这部小说潜在的价值立场——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是与非、善与恶，而将审美的目标直指人性的救赎。事实上，刘醒龙在面对这段尖锐的历史冲突，尤其是其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暴烈乖张的人性本能，已经意识到了革命、正义、合理等概念的虚弱本质，也意识到了用既定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来解释历史暴力的非客观性，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摆脱了那种既定的历史价值观，而是通过持久的人性救赎与巨大的传统伦理来重新解构和重构整个历史。尽管在小说的最后，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仁爱思想暴发出应有的成功光环，但是它作为整个小说的伦理基石，使暴力化的历史获得了一种人性意义上的道德慰解，也表明了刘醒龙对传统道德伦理的强力召唤。
这种依助于仁爱思想来重构历史文明的愿望，固然也存在着某些道德化的理性局限，但是，对于我们过度注重形而下的文学现实来说，它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至少，它表明了刘醒龙在文学信念上重新回到了某种形而上的高度，回到了我们共有的“同情心”、“认同感”上来，就像福克纳所说的那样，使自己的文字“帮助人们挺立起来”。事实上，也正是这种朴素而又具有统摄力的信念，赋予了《圣天门口》以特殊的历史气度和宏大意识，也使它呈现出某种“史诗”的魅力。
二
我之所以强调《圣天门口》的史诗意味，还在于它在一种异常繁复的叙事空间中，展示出极为丰饶的审美意蕴，体现出一种多维度、大格局的审美构架。记得卡尔维诺曾说过：“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式，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务之间的一种关系网。”立足于这张“关系网”，卡尔维诺认为，优秀的作家就可以在“繁复”的层面上，将自己的叙事世界建立成一个“诸系统的系统”，“每一个系统都制约着其他系统，又受其它系统的制约”。（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第73—74页，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说实在的，卡氏的这段话虽然颇有道理，但要实践起来绝非易事，因为它不仅需要创作主体具有高度的艺术整合能力和文本的驾驭能力，还需要作家拥有开阔的叙事胸襟和缜密的叙事思维。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坛中，数十万字乃至百余万字的小说并不鲜见，但真正能够体现“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意蕴，却少而又少。但《圣天门口》却为我们打开了通往百科全书的精神之门。作者精心设置了一种多向度的、盘根错节而又疏密有致的叙事结构，充分体现了审美文化上的“繁复”性，也使文本拥有了十分广阔的阐释空间。
这种十分广阔的阐释空间主要体现为：就叙事的时间维度而言，作者通过双重叙事的彼此交织和相互隐喻，一方面将汉民族的文化史诗《黑暗传》通过说书人的言说融入叙事之中，另一方面又让主体故事开始于文化史诗终结之处，使整个小说的时间结构从开天辟地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中期，呈现出蔓延数千年的波澜壮阔的“史诗”特征；就小说的主体故事而言，它从上个世纪初期的民主革命开始，一直讲述到文革为止，极力演绎了在中国上演半个多世纪的种种“革命”生活，其中既有军阀混战、国共战争、中日战争，又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乃至文革武斗，基本上可视为一部充分民间化了的“战争小说”；从空间结构上看，作者尽管也写到了武汉等大城市的社会背景，但其主要舞台基本限定于大别山区一个叫“天门口”的小镇，因此，它又可称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史；从人物的结构谱系来看，它主要围绕着雪、杭两个家族的恩怨情仇以及彼此的兴衰起落来展开故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部较为典型的家族式小说；从人物生存的文化指向来说，以梅外婆、雪柠、雪蓝、雪荭等雪家女人为代表所尊崇的基督教义，通过无数次身体力行地布施与救赎，将生命中的“福音”理念非常自然地融铸于乐善好施的传统伦理之中，而天门口的那座小教堂更是一个罪恶与惩罚、沉沦与救赎的人性符号，这些无疑又使整个小说呈现出对人性原罪的追问与启蒙的明确特征……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解读，它都具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