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卡尔维诺所强调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关系网”。它为人们提供了多方位、多向度、多层次的解读空间，同时又将这种解读空间有效地控制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之中。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多义性，既植根于人们所普遍熟知的中国经验，又折射了创作主体深邃的思考和独特的艺术想像。因此，读《圣天门口》，我们既可以读出“一代代汉民族的兴衰，只不过是将一段段的历史，换上不同衣衫一次次地重演”；（刘醒龙：《圣天门口》，第10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也可以读出由“革命”语境所催发出来的各种悖谬的景象，就像傅朗西所省察的那样：“这么多年，自己实在是错误地运用着理想，错误地编织着梦想，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紫玉离家之前说的那一番话真是太好了，革命可以做文章、可以雅致、可以温良恭俭让，可以不用采取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刘醒龙：《圣天门口》，第1184—11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我们既可以读出各种权力制约下人性的善良与宽厚、狡黠与暴烈、圆熟与乖张，又可以读出大别山区精湛的说书艺术和各种特殊的风土人情。甚至，我们还可以从一件雪狐大衣的曲折命运里、一只铁沙炮的威猛轰响声中、一群群驴子狼的凶狠攻击之下读出许多世态的炎凉、权力的变迁以及人与自然的殊死搏斗。
如果说这种繁复性只是表明了《圣天门口》在文本构架上的强大的整合能力以及作者对历史文化的重构能力，那么渗透于这种繁复结构内部的各种饱含灵性的细节，则是确保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获得丰实与诗性的关键。记得纳博科夫在谈及小说创作时，曾说过这样一句非常有意味的话：如果一个人冲进大火之中救出了邻居的小孩，我们应该向他脱帽致敬，而如果这个人还冒险花了五秒钟寻找并连同小孩一起救出了他心爱的玩具，那我们就要紧握他的手了。在纳博科夫看来，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不仅应该密切关注救小孩的过程，还更应该关注“花五秒钟顺便救出小孩玩具”这一细节。因为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细节，却恰恰表明了一个优秀作家对生活本质的诗性关怀，“这种为琐物而疑虑的才能——置即将来临的危险于不顾，这些灵魂的低喁，这些生命书册的脚注，是意识最高尚的形式，而且正是这种与常识及其逻辑大相径庭、孩子气十足的思辨状态中，我们才能预想世界的美妙。”（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第33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一篇小说就像一个人，它不仅仅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实体，不仅拥有健全的肢体和器官，而且存在着许多敏感的、具有个性特征的部位。这些敏感而又独特的部位，就是小说内部的各种饱含灵性和想像力的细节，是足以带动小说飞越现实层面引人遐思翩翩的触点。如果一个作家拥有这种“为琐物而疑虑”的才能，那么他就能够清晰地把握这些叙事的敏感部位，并动用自身特有的话语手段，生动地将它们逐一呈现出来，这样，作为一个艺术实体，它就会变得鲜活、生动而饱满。《圣天门口》在繁复的历史事件冲突中，就时时不忘驻足细察，并在各种“琐物”之中疑虑再三，以传奇性的笔法，展示了种种美妙而又丰盈的细节。譬如：杭九枫一次次用芒硝水给阿彩治癞痢头，竟慢慢地奏效了；人们将烧得火红滚烫的石头丢入闭室里，以此来蒸出董重里体内的所谓“阴柔之水”；神奇的柯刀既可以用来采摘木梓，又可以充当妙不可言的杀人凶器；梅小婆面对一张嘎白的信笺，却能读出柳子墨所讲述的关于小岛和子的种种信息；小岛和子一心想用砒霜毒死冯旅长来为哥哥报仇，不料冯旅长却在酒桌上大谈自己对砒霜的“免毒”功能；瞎子常天亮虽然没有了双眼，但是却拥有超人的听觉和判断力，每每让人惊魂不定；马鹞子为泄自己内心的公仇私恨，用大量的松毛虫放在床上来折磨杭九枫；驴子狼每次受到人们的攻击，便会成群结队地来到天门口镇，公然与人类进行较量，而当大炼钢铁开始之后，驴子狼在绝望之中竟然选择自沉河底来“自绝于人民”；为了恶心雪家人，锻炼一省的暴力胆识，杭九枫居然想出一种恶招——让一省到雪家门口当众宰杀一只白猫……这些极具想像力的细节铺陈，看似有些违背逻辑和常识，带着某种传奇和神秘的质色，但是，它们却在作者所建构的叙事语境中获得了特殊的说服力。
正是这些灵动的细节拓展，使《圣天门口》摆脱了对历史主线的过度依赖，也摆脱了对现实逻辑的客观依赖，从而将叙事还原到特有的民间生活之中，还原到“为琐物而疑虑”的诗性气质中。这些细节，犹如本雅明所强调的艺术作品中的“光韵”——那是一种不可复制的、具有丰富审美信息的存在，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它生动地体现了创作主体的原创能力和生命质感。（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第13页，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而且，在这种细节拓展的过程中，刘醒龙的艺术想像始终与民间传奇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始终与大别山区特有的风土人情保持着精神上的沟通。所以，它的很多丰盈的细节看似有违于常识，甚至不乏魔幻或吊诡的意味，但在那种喜欢“挖古”的民间生活中，与人物的文化心理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共振关系。我甚至想，刘醒龙或许就是巧妙地利用了当地一些“挖古”的内容，重新激活了创作主体的想像和激情，由此实现了《圣天门口》在细节上的丰饶之质。
三
作为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长篇，《圣天门口》的突出之处，还在于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当然，小说毕竟是一种叙述生命的艺术，诚如劳伦斯所言，即使是一棵“雨中的白菜”，在小说家的笔下都应该是一棵活着的、“有生命的白菜”。《圣天门天》在处理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可谓精雕细刻，准确传神，即使是那些看似很不起眼的人物，作者都对他们给予了必要的尊重。一方面，作者通过各种人物的不同个性激化历史的内部冲突，使个人与历史之间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紧密勾连，展示了个人的存在对历史发展的潜在作用；另一方面，作者又通过历史的权力意志强化现实秩序对人物命运的规约，突显现实伦理对人物精神品质的注塑。正是在这种历史与个人的双向演绎中，刘醒龙不仅完成了对革命化历史的深度叩问，也展现了他对复杂人性的多维度思考。
在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刘醒龙的一个有效的叙事策略，便是充分运用极致化的审美原则，致力于将人物安置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