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出入更大。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这个“阶级教育的
大课堂”再次出现了繁荣景象，庄园陈列馆每天接待几万人，夜晚用
探照灯照明供人们连续参观，更有外宾慕名而至。于是，刘文辉的公
馆便改为“外宾接待室”。
各级新闻单位也把目光集中到这个四川小镇，报告文学《从水牢
中活出来的人》轰动全国，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大型纪录片《
罪恶的地主庄园》，戏剧《水牢仇》、《水牢记》等纷纷上演，刘文
彩还上了小学课本。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
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
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
为了紧密配合这一阶段的斗争主题，四川省文化局与温江地委（
后合并为成都市）、大邑县委主管领导决定，对地主庄园陈列馆展出
内容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调整修改和充实。
1964年5月，根据改馆方案，将原刘文彩收租现场整理出来，陈
列了飞轮风谷机、大斗小秤等刘家收租时用的器具。
收租院摆上雕塑群
1964年国庆节前，改馆领导小组提出用民间泥塑形式再现当年农
民被迫交租的情景，成立了《收租院》创作小组，并组成了20余人的
调查组，深入农村走访刘文彩家当年的佃户，提出了“收租院摆大型
雕塑群”的创意，并集体拟写了初稿。此后，创作组不断修改充实，
于次年5月26日，将《收租院》第三次设计稿报省文化局和温江地区
行署。省、地行政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并指出其创作指导思想“既要
表现农民的悲惨生活，也要表现他们的不屈和反抗；既要表现地主阶
级的凶恶残暴，也要表现他们的虚弱和恐惧”，以此表现旧中国农村
交租与收租的斗争，让观众看到一个“收租院”，想到的却是整个旧
社会，在感情上起到“哭、恨、劲”的作用。与此同时，陈列馆还致
函四川美术学院请求协助。
6月4日，美院师生一行7人（教师2人，应届毕业生5人）到庄园
陈列馆参加《收租院》创作。创作组决定文字资料由馆内陈泽茂负责，
摄影由馆内廖骐负责。创作组在第三稿基础上研究讨论，形成《收租
院》塑像设计说明第四稿，同时温江地委宣传部又调来彭县川剧团，
设计编排动作并拍摄成照片。考虑到泥塑整体艺术风格统一，创作组
决定由美院赵树同、王官乙和陈列馆李奇生及民间艺人姜全贵负责对
塑像统一整理。
四川省文化局和温江地区行署先后两次拨款3000元和2000元，用
于《收租院》制作经费、房屋整修、师生补助等。美院师生每月由陈
列馆发给工资18元，每人每天补助生活费0．10元，办公费、旅差费、
邮费等均全部由陈列馆报销。
创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为了一组人物的排列、准确性和生动性，
雕塑家们常常费尽心血，往往几易其稿。现场创作时，旁观的农民中
有许多人过去是刘文彩的佃户，他们经常来看，还主动当模特儿。
创作全部完成仅用了3个月，平均一天多点儿塑一个人物。前后
参与创作的有10多人，没有一个塑像是一个人包干完成的，往往由一
人上大泥，另一人上细泥，再由第三人来刻画形象。一组塑像完成后，
由创作组抽调人员组成整理小组作最后整理，以求得风格的统一与形
式的和谐。
泥塑内容按“被迫交租”、“验租盘剥”、“算账逼租”、“走
向斗争”4部分排列（复制品在北京展出时分“交租”、“验租”、
“过斗”、“算账”、“逼租”、“反抗”6个部分。后来的复制创
作，又在“验租”与“过斗”之间加了“风谷”，最后的“反抗”改
为“怒火”，共有人物114个（正面人物94个，反面人物20个），泥
塑总长96米。
1965年国庆节，《收租院》匆匆公开展出，四面八方的群众纷纷
前来参观。文艺界知名人士著文立说，称此为“一个重大的开端”、
“我国建国以来两大雕塑成就之一”（另一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雕塑界的大革命”、“现代敦煌”……大邑《收租院》迅速红
遍全中国。由于《收租院》在全国引起的轰动，有关部门很快决定复
制到北京展出。从12月起，《收租院》部分复制品连同原作的全部照
片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后移到故宫神武门城楼展出），每天都有
成千上万的观众参观，对它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收租院》在北京展
出11个月，观众超过了200万人次。
1966年12月2日，新加工修改和再创作的《收租院》在北京故宫
奉先殿展出。复制、改版后的《收租院》，对原来的16个人物进行了
重新创作，增加了5个人物，突出了被压迫人民只有走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