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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彩生平

刘文彩


(1887---1949),又名刘星廷,祖籍安徽。与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并列为新中国舆论塑造“地主恶霸”的四大典型。
先人明末为官,后辗转入川移居大邑县安仁镇。刘文彩父亲有30多亩土地,兼营烧酒作坊,其房产有一十来间房的小四合院。刘文彩早年赶牲口贩运货物,做些小生意。
1921年在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中,刘氏家族登上四川军事、政治舞台。刘文彩之弟刘文辉时任川军第八师团长,在驱逐滇、黔军时占领叙府(今宜宾地区)。在刘湘(刘文彩堂侄,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支持下,刘文辉部脱离第八师,扩大为独立旅,成为一支自立门户军阀队伍。刘文辉需要得力助手为其筹措军饷以扩张其势力,1922年他即应召到叙府充任军政要职。
在1922---1931年九年间,先后担任过叙府捐局局长、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叙南护商事务处长、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川南水陆禁烟查缉总处长、川江航运管理局局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清乡司令。在他任川南税捐总局总办期间,统管81个县的税收(当时四川共有146个县)。滥派苛捐杂税达150余种。强征名目繁多赋税,其中田赋一项,一年数征,有时竟一年预征12年田赋,到1932年时已预征到了1962年。据不完全计算,仅叙府一地每年即征收近1200万块银元税款。
每年从鸦片征收捐税约800万元。农民种鸦片,鸦片种子一入土即收“烟苗捐”,每百窝征收0.12元至0.2元。如次年不再种植,就按上一年度数目征收“懒捐”。每年约240万元左右。向鸦片贩子运输过境征收“烟土税”,每年4万多元。向鸦片经纪人征收“经纪税”,“南土”每箱2元、“川土”每担1元。向鸦片消费征收“红灯捐”,营业烟馆每盏灯每月收捐15元,伪警察附加税0.6元;不营业的自用灯减半。每年征“红灯捐”约为100万元。还贩运“南土”和“川土”,每年获暴利100万元左右。1930年在叙府开办吗啡厂牟取暴利。此外又开办赌场招揽烟客聚赌。
  既掠夺税款,又用巨额税款经营官办垄断商业,以牟取暴利。为垄断川南药材市场,在叙府开办“长发元”银号,派人带大批款项到云南、川西等地,把药材中常用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货源买断;挤垮了其他药号。1930年重庆鸦片市场疲软,他“义盛”银号囤积“川土”2000多担。为抬高重庆市场烟价,下令在叙府阻关,禁止其他商号“川土”出关。重庆市场因货源少而价格上涨,“义盛”号乘机高价销完存货。
垄断食盐运销。在宜宾、五通、叙永、纳溪等地设立商号,培植盐船把头,安插亲信充当宜宾盐业会会长,操纵和垄断食盐运销。每年运往云南、湖北、叙永、新津、成都食盐约1万吨左右,获利20%至30%以上。因盐价奇高,一斤盐要卖掉四五斤大米;贫苦人户只能吃“沾沾盐”,即象征性地用盐巴往菜汤里沾一下。与当时成都军阀合伙开办造币厂,在银中掺加黑铅,铸造劣质银元。从云南以每斤20元低价买回大量黑铅,再以60至70元高价出售,仅1928年就获利30万元。
  1931年夏,刘湘与刘文辉二刘之战爆发,后者战败。他在川南失去军事后盾,退踞大邑老家。在川南期间,他数度派人回乡修公馆、置田产;田产猛增到1.5万多亩,遍及大邑和川西11个县。还在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开设“仁和”、“裕通”、“成益”、“惠通”等银行,控制金融,操纵市场以营利。
刘1949年病故不二月,其弟刘文辉、当时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率部起义,遂成为共和国功臣,日后更成为中国林业部部长。
1965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1958年筹备、1959年开馆,带大跃进政治色彩),四川美术学院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收租院》,大小泥塑共114个。旋即部分复制泥塑在北京中国美术院展出,引起广泛关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以此为蓝本,赴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拍摄纪录片《收租院》,该片大获成功,解说词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此后,泥塑《收租院》漂洋过海,到日本、加拿大等多国展出。“恶霸地主刘文彩”从此被迫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代表着中国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5000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极大地推动、普及了文革中的阶级斗争教育,为普遍的仇恨和暴力充当了催化剂。
1999年11月,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笑蜀《刘文彩真相》一书,认为无论是从当时标准,还是以现在尺度来看,刘都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绝不是后来被妖魔化的那样坏。[注]指出当年报纸上连篇累牍“铁证如山”的刘文彩罪恶事实,电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刘家豪宅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是按着“阶级斗争”政治模式集体创作出的虚构作品。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下达过“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当年刘在大邑曾修建文彩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据称此举几乎耗尽所有家产。
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老馆长仍固执地认为,“刘文彩是没落阶级的代表,应该被打倒”。1999年12月17日《新闻出版报》刊登《为刘文彩翻案该不该》(作者贾利亚)。指出:近年来做“翻案”文章已成为一种风气。……挖掘历史人物的“另一面”,要有一个标准,要有一个度。这个标准和度就是放在历史的大视野中看它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刘文彩、南霸天、黄世仁等已是剥削者的代名词和象征,就像周佛海、陈公博是公认的汉奸。……如果对这些人一味地“挖掘”下去,肯定也会有不少修补路、救困济难的成分在内。但如果把这些“真相”表现出来,喜儿、琼花们不会同意,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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