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推论的逻辑实际上有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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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实
思想──政治、组织
“言论”、“思想”都不足以定罪，即使“历史”问题也可以暂不追究，但一涉及“动机”、“政治”特别是“组织”，那就是弥天大罪。这中间本来有一个质的区分，但革命的逻辑却可以轻而易举的推导。比如王实味《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一文被定性为“诬蔑党的领导”；他表达悲观情绪就是制造谣言、破坏团结；他批评延安的缺点就是咒骂党，就是为敌人提供反共材料；他对某些托派成员有好感就表明他是“托派分子”，如此等等。这个逻辑是如此的强有力，可以使任何对领导有意见、对现实有批评的人都难逃厄运。
延安时代已不再随意杀人，王实味是特例。但不杀的日子也不好过。比如“对萧军，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萧军这个人很崛犟，他就住到延安东边一个孤单的房子里，自己搞生产，干了一段时间。”（胡乔木，1995：55）
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要求群众给领导人提意见。真意见出来了又听不顺耳，要治提意见者的罪，根据就是从思想到政治、从言论到组织，整领导的风演变为整群众的风。领导并不总是开始就要钓鱼，但结果总是让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受罪；群众似乎没有吸取教训，总是容易被发动起来，不是太幼稚就是平时积怨太深到时不吐不快。历次政治运动把从思想到政治、从言论到组织的逻辑锤炼得像孙悟空的千钧棒。
9 民主党派的代表性
按照毛泽东1946—1947年的设想，一旦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中国共产党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47年12月，他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中间派没有了，民盟解散了，至于解放区，素无中间党派。以为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要与许多党派并存，是不对的。（杨奎松，2001：263—264）49年以后的政治实践形式上没有据此设想进行，民主党派不但保留了下来，而且被赋予“参政党”的地位。这一方是基于其在国共较量中对革命的支持，另一方面新政权也需要表明自己的民主性。
时移境迁，民主党派也必须脱胎换骨。统战部在帮助民主党派整顿组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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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把那些混进民主党派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和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清洗出去，把领导机构健全起来，在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尽可能做到：左派加中间偏左的分子占优势，同时包括一些中间分子和少数在上有影响的右翼分子。（李维汉，1986：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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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中间偏左占优势，其性质已接近左翼政党，右派实际没有党来代表。地富反坏右都被定义为敌人，当然不能允许它们参与政治生活。所以民主党派确如李维汉后来说的，都是“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对党的一切政策都会“一致鼓掌通过”，而这不仅仅是被动的。
虽然属于左派，但民主党派的职能似乎也就是“鼓掌”和“举手”，而不可能有实权。这是因为“人民”是个极广泛的概念，政治地位并不都是平等的。1957年6月15日《人民日报》转载过一篇王尊一的文章，其中说：“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南宋人。当时的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到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形式，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个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朱正，1998：166—167）著名右派钱伟长也说过：“现在只有党团员和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有发展前途的课程都得由党团员来担任，不论他懂得多少；而将一些真正的专家放在一边。党是这样运用一套机构和制度来为它工作的，这就是一切通过党团员或无耻的积极分子（钱伟长说，这句话是引用别人说的），随时随地记录别人不正确的言行，向上级汇报，由支部集中到总支，大的问题又集中到党委，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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