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国到“文革”自杀，立三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没完没了地批判自己、歌颂毛泽东。1954年9月，被撤销了劳动部长的立三外出休养，有人劝他重游安源，他却说：“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那是客观形势造成，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年轻时的成功，助长了主观主义与盲动主义的倾向，是我后来犯错误的一个原因。”（唐纯良，2003：266）似乎他在安源的成功葩而是有害的。1965年，立三到江西，有人建议他去南昌，他又说：“我多年只注意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没有认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我虽然参加了‘八一’起义，但贡献不大，我还是去井冈山看看更有意义。”井冈山之行有诗一首：“井冈好，太阳出得早。”“井冈好，红旗舞得早。”“井冈好，红军建立早。”“井冈好，东风吹早。” （唐纯良，2003：273）

                          5   国际权威与太阳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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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异常复杂。除“二十八个半”30年代初把持了中共领导位置外，1924年（含1925年上半年）回国留学生的势力也很大，如彭述之、陈延年、尹宽、赵世炎、王若飞、汪泽楷、罗亦农、陈乔年、任弼时、王一飞、颜昌颐等等，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是互相呼应的。他们受了共产国际的教育，尤其是在回国以前受了特殊的教育，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以至于工作方法，都有一致的看法，好象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1924年以前的干部和党员，对于我们这一批人都侧目而视，称为‘莫斯科派’。”（郑超麟，1989：249）

    从思想到人员，从组织到经费，没有国际就没有中共，这是无疑的；不摆脱国际中共就不能成功，这也为事实所证明。毛的贡献之一，是找到了一条借助国际、利用国际又摆脱国际、抵制国际的策略。春秋网http://bbs.cqzg.cn

    陈独秀以所谓“右倾投降”而终结了他在党内的政治生命，其实他并不是一味向国民党让步：

    “中山舰事件”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曾一度“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力和蒋介石对抗”（见陈独秀《告全体党员书》），要求国际代表鲍罗廷拨五千枝枪武装广东农民，但在遭到拒绝后，就不再坚持了，后来甚至作出共产党不要搞独立武装的决定。（李维汉，198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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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个性刚强，被一些人称之为“一言堂”，对共产国际的指令也曾努力抵制。建党初期，他就针对马林“看不起中国党”、“藐视中共中央”的行径，大声疾呼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坚持独立自主的作法”。“一大”结束后，他就说过：“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包惠僧，1983：7）蒋介石逐步暴露其反共立场后，陈多次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北伐等等。但所有这些都遭到国际否决，后来加之于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实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大革命失败后，陈从血的教训中再次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当斯大林多次要调他去莫斯科受训时，陈坚决拒绝：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张宝明、刘云飞，2000：7—8）

    陈独秀明白的事，其他人却还不明白。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党把自己的创始人和总书记开除出党，继续按国际的蓝图进行革命。“据我的记忆，我们当时对国际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李维汉，1986：236）尽管这里忽略了立三曾反对过国际代表的事实，但这个记忆仍然是真实的。何以至此？＊＊中会全之前，李维汉有过一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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