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是主张同王明等有斗争的，后来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了，说他们是正确的，我的态度就转变了，政治局的同志的态度都转变了，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国际的威信是很高的。中国党还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既然共产国际来人了，那还有什么说的。（李维汉，198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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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透露出对中共没有自己领袖的焦虑，受够了莫斯科的气、因而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望自己的领袖，这是毛后来搞个人崇拜的党心理基础。包括倔犟的彭德怀在内的多少共产党人，都认为毛的威信是党的最高利益，为此不惜自贬自抑。
但即使中共有了自己的领袖，也不能不相当地依赖于莫斯科。遵义会议后，毛逐步掌握了军队和党，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指示尽可能地取其所需，但他对莫斯科、对斯大林仍极为重视。延安与莫斯科的联系由他一个人严密控制；王稼祥1937年、任弼时1938年、周恩来1939年分别到莫斯科，他们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向共产国际宣传毛。1938年1月底，刘亚楼奉命到毛办公室“帮助整理文件”，当天毛就对他详细党内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危害。同年4月下旬，刘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毛特别关照：“到莫斯科后，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做：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毛还说：共产国际对我们不够了解，你要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杨万青、刘青云，1995：172—175）
毛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领袖的风采，是在斯大林死后才展露的。
6 一张报纸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对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他计划是北到宁夏，“如果在宁夏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个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的种籽，将来还可再起。他还说这是他冷静的想法，也许被人视为右派，但他请求我们慎重考虑他提出来的计划。”（张国焘，1981：227）一、四方面军分裂后，形势更为紧张，1935年9月12日，毛在俄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年，报告说张国焘的南下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所以一、三军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这一设想对苏联寄予极大希望，如果考虑到不久西路军失败的事实，可以断言通过游击战来打通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并不大，革命此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偶然性出现了。不久突破天险腊子口：
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同志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李维汉，1986：368）
陕北就这样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只有六、七千人的中央红军10多年后成为百万雄师，被国民党一路追杀的共产党则成为领导着世界最多人口的执政党。中国革命有它发生发展的理由，中央红军失败了，也许会有其他红军成功；即使共产党和红军都失败了，也可能有其他革命力量发生发展。但所有这些都是假设，实际成功的是以毛为首的共产党和红军。而他们的成功，无疑极大地得益于这张国民党报纸。
怎么评价这张报纸的作用也不过分。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1935年“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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