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聚奎、王如痴、陈振亚等军事干部和训练大队前往赣西南中心区——东固。

  与此同时,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也派出陈毅、宋裕和前去协助黄公略开展工作。

  黄公略到达东固后,立即展开整训部队的工作。红六军成立之初,干部十分缺乏,成分也很复杂,全军虽然辖三个纵队共三千余人,但指战员中,眼光狭隘的农民意识、守土恋乡的地方观念、冲州撞府的游击习气非常浓厚,部队战斗力比较薄弱。他从思想建军和军事整训两个方面入手,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一支地方武装提升为正规红军,并在战斗中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移。当时担任红六军第二纵队纵队长的罗炳辉把“黄公略”列为他最佩服的两个红军将领之一。

  1930年2月初,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由闽西来到赣西南。6日至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议通过了《土地法》,决定通过开展分田运动掀起土地革命的狂澜,以此巩固和扩大苏区。为实行统一领导,会议决定组成红四、五、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的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三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独特见解令黄公略心仪不已。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他解释说,所谓“傍着发展”,就是红军部队依靠原来根据地波浪式向外发展。黄公略从历次斗争中虽然认识到红军与根据地的密切关系,在实践中也做到了在巩固的基础上逐步向外扩张,但从来没有提升到工作路线和战略策略的高度去考虑,经毛泽东一点拨,思想豁然开朗。会议结束后,朱、毛率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黄公略则按照总前委“以三个月为期分路进行游击战争”的决定,以东固山为依托,傍着原来根据地,不断开辟新的红色区域,有力拱卫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仅仅三个月,黄公略就以其一流的业绩引起毛泽东的青睐。他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的词中写道: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如此热情洋溢地、不加保留地称颂红军将领并不多见,得到这样殊遇的只有黄公略和敢于横刀立马的彭德怀。

  1930年6月,中央军委统一各战略区域的红军编制,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与红四军、红十二军一起组成红一军团。当时担任这三个军军长的分别是林彪、黄公略和伍中豪。这三个人都有就读黄埔军校的经历,都非常年轻,都是才华横溢,党内称他们为朱毛麾下的“军中三骁将”。

  在后来的中央苏区,“朱、毛、彭、黄”四位军事首长虽然齐名并称,但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毛泽东。他们这种介乎于平行与主从之间的关系曾经被别有用心的人当作突破口,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富田事变将他们卷入旋流之中,推到分崩离合的十字路口。

  富田事变缘起于“肃反”扩大化。1930年上半年,总前委为巩固后方,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以反对AB团(AB团是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国民党右派成立的一个反对共产党的组织,1927年4月已经解体。)为重点的内部肃反。这场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1930年12月,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前夕,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奉命来到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根据逼供信提供的线索,相继逮捕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牵连的范围越来越大。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见自己可能会被错定为AB团遭到逮捕,冲动地采取贸然行动,于12日带领部队包围富田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全部被捕人员,并将队伍拉到赣江以东地区。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最为不该的是,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错误地将仇恨的火焰对准了毛泽东。他们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信,说是要将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的主犯。为此,他们公开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还将伪造的信件分别送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企图在红军最高领导层造成分裂。

  龙飞凤舞,金钩铁画,毛泽东的书法潇洒自如而又不拘一格。他的笔迹正如他的为人一样,瑰丽奇伟但很难模仿。可是,伪造信不仅把字体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行文的口气也力求神似。这封以假乱真的信件送到朱、彭、黄手上,三人不约而同地作出了一致的反应。

  朱德与黄公略立即将信送给毛泽东看。

  “你们怎么还送给我呀?”毛泽东笑着问。

 朱德、黄公略回答:“我们不相信这封信是你写的。”

  黄公略对毛泽东深信不疑,对彭德怀却放心不下。他担心性格刚猛、火爆的彭德怀会看不出破绽,轻信上当。他悄悄地来到红三军团指挥部,准备提醒老战友。

  彭德怀虽然以猛张飞、莽李逵自许,平时爱冲动、发火,但在关键时刻却能沉住气。当
 
 
他最初看到伪造信时,确实感到吃惊、震怒,内心翻江倒海,掀起巨大的波涛。笔迹、口气是典型的毛氏风格,转信人是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内容与自己有关,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惟一不能说服自己接受伪造信的是毛泽东的为人。彭德怀后来如实地追忆起当时的心理:

  当时我的脑中回想着毛泽东同志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决议、争取袁(文才)王(佐)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的事;关于当时不应该留五军守井冈山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

  冷静下来的彭德怀反复阅读这封信,很快找出了马脚。他召集红三军团师以上干部开会,说:“这信虽然字迹逼真,但忽略了毛泽东的一个特点,他写信年、月、日都是用中文数字,从来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数字。因此,我可以断言,这封信是假的。写这封信的人是想陷害同志、分裂一、三军团,这不是什么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可耻的阴谋,是有利于敌人的犯罪行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