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梁言顺从不惧考。1979年，年仅16岁的他，以全省突出的考分进了山东理工大学。据说那年山东省的数学考题特难，能考到四五十分的便能进入高校，而梁言顺考了85分，为此山东理工大学的那位负责录取招生的女教师骄傲了好一阵。大学本科时的梁言顺轻松自如，精力过剩，为此他在当时的“哥德巴赫猜想”热下，也研攻过这道“世界级难题”。老师知道后，特意找他谈了一次话，说梁言顺啊，你的专业是工科，应当在工科上下有所成就才对。梁言顺这才回头，把精力放在他所感兴趣的汽车专业上。“玩车”成了他以后的一门独特专业和造诣很高的手艺了，他告诉我，至今只要上路看到有人开的车响声不对，他还常常一厢情愿地上前叫住人家帮其听诊修理。大学毕业后，作为全校应届毕业生中唯一的留校生干起了政治辅导员和共青团工作。一有空动手修车和演算模糊数学是他业余的两大爱好。1989年，他得到学校同意考上了辽宁大学日本经济研究的硕士研究生。这期间，梁言顺对日本经济的研究入迷，但很快他发现这种研究与自己的抱负发生分距：日本的经济已近成熟，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才刚刚起步，有那么多问题需要有人去做，何必舍近求远？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梁言顺毅然放弃留学日本的机会，只身来到北京，报考到著名经济理论家苏星门下。而这中间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梁言顺第一次从辽宁大学上北京报考苏星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时，因为中途在火车光顾了看书而换乘错了车，结果到中央党校招待所住宿时人家告诉他已经没有床位。无奈梁言顺与看守森严的哨兵隔墙对立了一夜。后来苏教授知道自己的学生还有这桩奇事，便问他：“你干吗不到我家里来？”梁言顺说：“我连党校的门都进不来，哪能找得到您老的家呀？”苏教授听后哈哈大笑，说：“古有程门立雪，今有苏门立雪啊！”
“老师，您提的问题，正是我要向您报告的。”梁言顺从一叠稿子中抽出一张草稿，在上面“唰唰唰”地写下两道英文公式，“老师您是知道的，卢卡斯和罗默的经济发展理论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风靡全球，尤其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他们的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到90年代，已经被人捧为最有影响力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经典。但如果让我必须选择的话，那么我会选择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R。索洛……。”
“噢？你崇拜那个在1957年就发表《技术变化与总生产数》的美国人？”苏教授有些意外地。
“对。就是这个索洛。”学生回答。“因为卢卡斯与罗默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决定论发亮被人捧为经典，但在我看来至少存在这样两个局限：一是因为知识因素难以度量，故在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二是仅用劳动、有形资本、知识（包括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三个要素解释经济增长，肯定是片面的。因此他们的理论模型不能用做有条件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分析。与之相反，索洛的余值概念包含了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加之劳动、资本等要素，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至少可以在数值上保全了经济增长的完整性。再请看我将代价纳入索洛模型后所作出的推导——”
Y(t)=AK(t)αLβ(t)P(-1)-γ(t)eλt（1）
式中，A仍为常数，λ为余值。
将（1）式两边取对数，得：
（Dy/dt）/Y=α(dK/dlt)/K+β(dL/dt)/L—γ(dP(-1)/dt)/P(-1)+λ
上式中，（Dy/dt）/即是经济增长率GY；(dK/dlt)/K是资本投入增长率GL；(dP(-1)/dt)/P(-1)是代价增长率GP。
于是得出：
Gr=αGk+βGl-γGp+λ（2）
推导无暇可击。那颗“列宁头”在彻夜的长鸣灯下，时而晃动时而静寂。
年青人一边将笔在纸上“唰唰唰”地写着繁杂的推导数学，一边不停解释着：“……。我需要说明两点：一是经济增长必须要受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的影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府行为。二是索洛和罗默都把‘余值’归结为一种因素的作用，即技术或知识层面的因素。公式（2）正是考虑了上面两个问题，因此可以说，在对索洛余值赋予新内涵后，使得这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仅涵盖了资本决定论和收入分配决定论，还包括了知识决定论——姑且这么叫吧。也就是说，经过修正后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知识经济形态也是适用的。同样，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也不会因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而失去生命力！”
东方晓白时，年青博士合上他的稿子，将期待的目光转向导师。
苏教授依旧笑咪咪地说着：“好，我同意你这一推导，也赞成你刚才的一番论述。记住：任何经得起考验的理论，都来自于实践的证明。把中国这些年来发展中所付出的代价找出来，这是最有力的理论根基。明白吗？”
“明白。”梁言顺重重地点点头。
苏星教授：“最近我这边没什么大事，你有时间就忙你的课题，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出去走走。”说完，又笑咪咪地走了，可这回苏教授的笑要比平时灿烂得多。
三
这一工程太巨大了！而且充满着风险和某种容易被人误解的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用“蒸蒸日上、一日千里”来形容毫不夸张。可是梁言顺现在要做的是“会诊”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这好比时下要给正在“火箭队”热得发烫的姚明诊断这个“小超人”是不是因为多投了几个篮而是否会缩短几年寿命一样，不遭骂才怪！更何况，年青的博士现在是在给日新月异的共和国的发展着的并举世都在公认的强壮肌体会诊，来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民心的等等方面都有巨大压力。
“压力自然很大，但我没有怕。我一直遵循着导师苏教授的话，他说要想做好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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