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穿门人室，加速了支气管和心脏病人的死亡，数以千计的居民感到胸口窒闷，并伴有咳嗽、喉痛、心慌、恶心等症状发生。从烟雾发生的第一天起，受烟雾毒害的病人接连不断地被送进病房，哮喘和咳嗽声充塞着整个医院，危重病人临终时的痛苦情况难于言表，尸体不断地被拉走……直至2个月后，恐怖气氛仍然笼罩着伦敦。
大雾一直持续到12月1O日方才散去，强劲的西风带来了北大西洋清冷的空气，吹散了伦敦上空阴霾，也拂去了人们脸上阴云。灾难过后，科学家们用了近1O年的努力，终于弄清楚烟雾毒害的原因。原来煤炭燃烧时释放出的烟尘中含有一种三氧化二铁的粉尘，它使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氧化成硫酸液滴附在烟尘或雾滴上，一旦被人体吸入，就会产生胸窒闷、咳嗽、喉痛、呕吐等症状，使支气管炎、肺炎、肺癌等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成倍增加。“雾都劫难”就是这样造成的。
“天。我的城市本来就是个‘煤城’，这么说来弄不好也有一天会惨遭伦敦式的大劫难啊？”市长惊恐起来。
“你以为呢！千万记住：经济建设要快速，可得注意全面协调的发展，光讲发展，不讲成本，那样的GDP再高也是虚的！”梁言顺直言相告。
市长听后开始有些焦虑不安，但很快又显得理直气壮：“兄弟，你可不知。我们干具体工作的，现在是啥时候？一个城市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跟一个地区在咬着劲在比GDP呢！你GDP硬了，啥也都硬了！明白吗？这是中国的现实！知道吗，我这么年轻当上市长，而且在位子呆得住，靠啥？就靠这每年两位数的GDP，它像我的老子，没它，能出了我这个市长吗？”
“可我也听说老百姓骂你的也不少啊！”梁说。
市长坦言：“他们骂无关紧要，只要上面的人笑就行了。”
“这样的局面早晚要改变。”梁言顺无法苟同，并坚信自己的观点。
市长朋友拍拍博士兄弟的肩膀，友善地笑笑：“好吧，理论问题就留给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笔杆子吧！”
梁言顺的内心一阵痛楚：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活动，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必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代价？要发展自然要付出代价！干什么都要代价嘛！有人公然这样说，似乎还很有道理。
但这样的认识是极其浅层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与只管发展不讲代价的行为如同一辙。经济的科学发展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缜密的，它的理论作用在于可以指导实践活动，并不走或少走弯路。一个人假如想通过假期好好调整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身体，他搭上了一辆豪华旅行车想上黄山观光休息，可豪华的旅行车半途翻在沟里，幸好有人相救才免于一死。最后车子总算将这个人送到了黄山，可这位老兄已遍体鳞伤，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设想这个人虽然人到了黄山，但他的整个旅行还有什么意义呢？
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国的快速发展似乎与英国十九世纪初叶诞生蒸汽机时代颇为接近。那时英国由于大量的蒸汽机取代了水利驱动，一些自以为很聪明和很前卫的厂商甚至在信笺上都加盖了“蒸汽企业”的字样，而且还印在了冒着滚滚浓烟的大烟囱上。这在当时的英国是一种十分享有盛誉的标志呢！就在人们陶醉于工业革命成就之中时，谁也不曾想到“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语。转引自《中国环境年鉴1995》第388页）。而伦敦的“雾都”丑名其实正是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曼彻斯特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工厂城市的中心，其环境污染之严重更是触目惊心。恩格斯对此曾感慨万千地说：曼彻斯特地区有那么多的残疾人，以致那里的人们好像个个都是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士兵一样，溃不成军。
借“发展是硬道理”而漠视发展本身必须重视科学性的大有人在。他们搬出的“理论依据”似乎咋一看也很有道理，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说，既然我们在走市场经济，那么我追求的就是效应和速度；因为效应和速度才是我被人看得见摸得着和可以承认并叫人折服的“政绩”。呵，这也正是许多执政者内心的那一份“真诚”吧。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貌似很伟大的政绩观，其实跟马克思经典作家早已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恶魔”的伦理没有多大的本质区别。
资本是什么？是妖孽还是美女？它既是妖孽又是美女，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扮演着不同角色。然后有一个时候它是不变的。“它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利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德]科斯洛夫斯基《资本主义的伦理学》）
这就是资本的全部伦理本性。如果一个执政者把GDP和自己的“政绩”紧紧套在一起，而无视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民族与国家的长远利益，那么他的执政伦理与资本这个妖孽或美女的伦理本质又有多少差异呢？
显而易见，那种引借“发展是硬道理”而漠视发展科学性的当政者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但令梁言顺更觉得悲哀的是人们捧为圣经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理论对经济发展本身所产生的误导。
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主张的“多因素决定论”，到法国重农学派鼻祖弗朗斯瓦。魁奈的“资本决定论”；从新剑桥派琼。罗宾逊到卡多尔及帕森奈蒂的“收入分配决定论”，到索洛和阿布拉莫维茨的“技术进步决定论”，到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决定论”，这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经典之作中，都在剖析经济增长理论时有意无意地遵循了如下假定——这是年青博士梁言顺在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大发现——这些假定是：（1）凡是产出的都是有益的，即都计入收益；（2）生产除了消耗成本外，不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说，要素投入效果都是正向的。上述理论影响着十九世纪的大半时间并几乎占据了二十世纪的整个时代。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中，这种理论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应运中的实际工作。
“事实上，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如劳动、土地、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及寓意宽泛的知识因素，对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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