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与影子

　　弗洛伊德在自传里说他最崇拜的作家是歌德，他爱他浪漫主义的诗和他的浮士德。

　　上世纪30年代，郭沫若赤着脚奔跑在滚烫的沙地上，在癫狂状态创作出他浪漫主义的诗，他的“地球母亲”，而这一意象恰恰是受了弗洛伊德的启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在1918年断言：“艺术家比心理学家更多地讨论和接受了弗洛伊德。”20世纪文学史证实黑塞的判断，劳伦斯、茨威格、海明威、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这些大师虽属不同流派，但在他们的创作中均显现了精神分析的色调。

　　五四时期，弗洛伊德被介绍到了中国，并在30年代的作品里留下了印记：鲁迅的小说《补天》“取法于弗洛伊德的学说，解释了人和文学的缘起”；曹禺的《雷雨》第一次曲折地体现了乱伦和俄狄浦斯情结；施蛰存的《将军底头》颇有节制地使用了具有精神分析学意味的象征物“马”(马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有“性快感”的意思)。

　　不过，在民不聊生的年代，民众的兴趣显然不在精神方面，正像鲁迅嘲讽之语，“弗洛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40年代，弗洛伊德热就已冷却。

　　然而到了80年代，在西方被冷落了的弗洛伊德又无限风光地王者归来。这回，与其说他影响了中国文坛，不如说是中国的接受者改造了他。

　　说起弗洛伊德的中国变体，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给记者讲述了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形记。

　　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故事的情节与“杀父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相仿，只是照顾中国传统以及读者的接受能力，将儿子变成了侄子。

　　1990年这部小说被张艺谋改编成影片《菊豆》，电影中，俄狄浦斯情结由“男性中心”向“女性中心”的转移，杨天白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而菊豆则凄凉地活下来，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王宁认为，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看似随意，实际则掺进了某种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张艺谋有意或是无意地迎合了西方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

　　当刘恒承认接受弗洛伊德观点，并将其糅合到自己作品的时候，另一些作家则矢口否认。当王安忆的“三恋”系列被众多批评家指责为对弗洛伊德的图解和模仿时，她回应说：“没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不知道弗洛伊德的理论。”

　　王宁认为，王安忆代表了阵容庞大的作者群，他们或道听途说，或略有所知，仅把对弗洛伊德的误读用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而这个作者群，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代所有知名作家。

　　从鲁迅到王安忆，这些作品即使被误读了，但不可否认的是，作家对内心对非理性的好奇心，两度被弗洛伊德空前激发。

　　“弗洛伊德的理论后来经过拉康、德理达的重新阐释，经过无数艺术家的各自理解，已经破裂成了碎片，你能看到这个影子，也能看到那个影子，但他还是在各个领域映照着我们的文化。”王宁说。

　　它无处不在

　　“弗洛伊德？十年前的事了。”即使写过《弗洛伊德与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专著，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却已不再看重这项研究——当弗洛伊德成为一种常识，成为文艺界的初级课本，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时，又何须解说？

　　且拿《无极》而言，观众虽然没有理解陈凯歌所说的什么尊严啊自由啊，但是所有人都看出了馒头的重要性。

　　影片结尾，陈凯歌借着无欢的嘴巴抖出包袱：因为倾城早年抢走那个馒头，毁了无欢做好人的机会，所以无极的世界才如此闹哄哄。从“馒头推动说”可以看出，陈也懂得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原理，懂得童年的重要性，懂得压抑的移情和升华，懂得凝缩和象征。

　　如今，要得到这些常识，已不用读弗洛伊德的原著，不用跟晦涩难懂的“拉康”较劲。惊世骇俗的音乐电影《迷墙》演绎了梦和现实的界与非界；加拿大天才导演大卫·柯南伯格的《撞车》在疯狂做爱的背后埋伏了生死本能的竞相逐浪；画作《记忆的永恒》中变形的时钟融化了达利的梦和恐惧；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贯穿着精神分析的意旨。

　　后现代的玩笑

　　如果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