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时间段的预判，人们不难看出邓小平对“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的准确性，而且，邓小平对机遇期时间的判断，往往建立在对世界范围矛盾运动发展变化的结果的分析基础之上。时至今日，从总的国际环境看，尽管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较好的世界战略格局。这是邓小平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思想受到实践检验的一个缩影。
3、邓小平所说的机遇，往往具有主体的集团性优势——因为世界对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有较长时间的现实需求。
与一般的机遇不同，“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对于国家、地区或社会集团而言的，它首先不是指个别部门或行业的机遇，也不是指小单位的机遇，更不是指个人的机遇。这样的主体的集团性优势，在邓小平看来，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对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有较长时间的现实需求。世界离不开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反过来也给了中国发展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邓小平多次提到：“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国际上不可能小视我们，来中国投资的人会越来越多。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⑧
邓小平的这一判断极富远见。即使从今天市场需求看，巨大的国内市场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战略优势。市场容量的大小，市场运行的优劣，对于能否实现经济长期繁荣具有决定性影响。邓小平曾多次提到要辩证地看待我国人口多的基本国情，并把人口、市场潜质、国际市场需求相联系，把握我们难得的战略机遇。我国有13亿多人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需求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不仅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场之一，而且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市场之一。这当然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组成部分。
4、邓小平所说的机遇，需要特别珍惜，因为一旦延误，影响将是长期的，很难再得。
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尤其是对“重要战略机遇期”，可遇不可求，易失不易得，只能珍惜，不能延误。这一点，邓小平强调得特别多。1988年1月23日，邓小平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⑨邓小平抓住时机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海南“洋浦风波”的批示上。1989年初，围绕海南省洋浦出让30平方公里土地给外商成片开发70年之事，国内外掀起了“洋浦风波”。一些人指责海南省的做法是“出卖主权”。在海南干部群众困惑为难、国内外舆论沸沸扬扬、外商望而却步之际，党中央和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明确支持洋浦开发。1989年4月28日，邓小平对洋浦开发问题作了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⑩
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对抓住机遇的强调，更加急迫。他说：“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⑾他还多次表示：“要抓住时机，把经济搞上去，步子可以快一点。我现在就怕丧失时机。”“要珍惜这个好的发展机遇，保持好的发展势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从现在开始到2010年是难得的机会，不要丧失了。”“现在是机会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中国人这种机会有过多次，但是错过了一些，很可惜！你们要很好抓住。”⑿
不仅如此，邓小平在这一时期还多次提醒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不要错过发展机遇。
二、邓小平能够准确判断并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原因
邓小平能够准确地判断并把握中国将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不是偶然的。他对时势的准确分析、判断和把握，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甚至他的独特经历，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同时，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整个国际国内的时势也给中国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比较大的发展机遇。
1、邓小平善于科学预见，是其战略运筹的前导。既然战略一般要管一个较长的时期，
